二

大地上，有的角落曾經集中過無限的權力，有的角落曾經集中過無限的殘暴，有的角落曾經集中過無限的詩情，而有的角落，則集中過無限的智慧。

為什麼我們要尋找這種角落，不惜為之連年苦旅？不是為了拾撿故事，也不是為了訪古感懷，而是為了探求人性在高度濃縮後才能夠顯現的奧秘，為了詢問祖先在合力傾瀉後有可能埋藏的遺言。

稷下學宮原址，就是這種曾經與無限智慧有關的角落。即便只是一站，也會立即困惑：人類在幾千年間究竟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稷下學宮創辦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齊國朝廷一開始是把它當作“智庫”來辦的，這本是一個很普通的企圖，因為當時的每個諸侯邦國都會集中一些智囊人物。但是，齊國統治者出於罕有的遠見卓識，大大地改變了它的實用性和依附性，使它出現了不同凡響的形態。

稷下學宮以極高的禮遇召集各地人才，讓他們自由地發展學派，平等地參與爭鳴，造成了學術思想的一片繁榮。結果，它就遠不止是齊國的智庫了，而是成了當時最大規模的中華精神匯聚處，最高等級的文化哲學交流地。

齊國做事，總是大手筆。而稷下學宮，更是名垂百世的文化大手筆。我在考察各種文化的長途中不知多少次默默地感念過稷下學宮，因為正是它，使中華文化全面升值。

沒有它，各種文化也在，諸子百家也在，卻無法進入一種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緻的和諧狀態。因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緻；又有很多文化，精緻而不自由。稷下學宮以尊重為基礎，把這兩者統一了。

因此，經由稷下學宮，中華文化成為一種“和而不同”的壯闊合力，進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極少數最優秀的文化之列。

三

據史料記載，稷下學宮所在地是在齊國都城臨淄的“西門”，叫“稷門”。但稷門應該由稷山得名，而稷山在都城之南。因此有學者認為不是西門而是南門。而且，地下挖掘也有利於南門之說。那就存疑吧，讓我們一起期待著新的考古成果。

姑且不說西、南，只說稷門。從多種文獻來看，當年的稷門附近實在氣魄非凡，成了八方智者的嚮往目標。那裡鋪了寬闊的道路，建了高門大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最多時達“數百千人”。

諸子百家中幾乎所有當時的代表人物都來過，他們大多像以前孔子一樣帶著很多學生，構成一個個以“私學”為基礎的教學團隊。我記得劉蔚華、苗潤田先生曾經列述過稷下學者帶領門徒的情況，還舉出一些著名門徒的名字，並由此得出結論，“稷下學宮是當時的一所最高學府”，我很贊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學”在這裡彙集了。流亡是社會考察，彙集是學術互視，對於精神文化的建設都非常重要。

稷下學宮是開放的，但也不是什麼人想來就能來。世間那些完全不分等級和品位的爭辯，都算不上“百家爭鳴”。因為只要有幾個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進來攪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訥訥難言。這樣，不必多久，學宮也就變成了一個以嗓門論是非的鬧市，就像我們今天不少傳媒的“文化版面”一樣。

稷下學宮對於尋聘和自來的各路學者，始終保持著清晰的學術評估。根據他們的學問、資歷和成就分別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等不同稱號，而且已有“博士”和“學士”之分。這就使學宮在熙熙攘攘之中，維繫住了基本的學術秩序。

四

稷下學宮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顯而易見的：它是齊國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庫的職能，卻又如何擺脫政府的控制而成為一所獨立的學術機構，一個自由的文化學宮？

出乎人們意料，這個難題在稷下學宮解決得很好。

學宮裡的諸子不任官職，因此不必對自己的言論負行政責任。古籍中記載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等等，都說明了這個特點。稷下學者中只有個別人偶爾被邀參與過一些外交事務，那是臨時的智慧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參政。

一般認為，參政之後的議政才有效，稷下學宮斷然否定了這種看法。

參政之後的議政很可能切中時弊，但也必然會失去整體超脫性和宏觀監督性。那種在同一行政系統中的痛快議論，很容易造成言論自由的假象，其實說來說去還是一種“內迴圈”，再激烈也屬於“自言自語”。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