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格的父母確實恨我們。在他們的兒子死後兩個月，他們決定不能信任美國的法庭，而向帕皮提的法國法院提出了訴訟。一九九零年八月九日，達格的父親在《巴黎競賽》雜誌上指責我們。記者問他如何看待夏安回到塔希提一事，他的回答令人害怕：我怎麼看待？她的父親和她的律師們把她遣送回去，不讓她參加在洛杉磯的訴訟前聽證會，她就沒機會反駁她哥哥的證詞。這是在遣送一個關鍵的證人……事實就是這樣。她在塔希提的出現可以被看作是對我們的挑釁。

他還說：馬龍·白蘭度親自導演了一個劇本，讓人相信這是一次意外。他只是在電視的鏡頭前宣揚他兒子的無辜而已。這是一種玩世不恭的做法。我的兒子在他家裡像一條狗一樣被殺，成了最純粹的犧牲品。

最後，當記者問到他對法國法庭的期待時，他回答：尋求進一步的真相，讓事件更透明。在達格遇害的時候，有四個人在白蘭度的家裡：馬龍、塔麗塔、夏安和克里斯蒂安。我們的問題沒有得到任何的回答。誰開的槍？是夏安，還是克里斯蒂安？是馬龍策劃讓克里斯蒂安擔任殺手的角色嗎？在達格死後幾分鐘，夏安和克里斯蒂安坐在一起，克里斯蒂安摟著他妹妹的肩膀，而夏安淚流滿面……這是重要的一點，他們中到底是誰開的槍？從一開始，他們就努力讓我們認為克里斯蒂安是唯一的殺手。但這必須得到證實。夏安做了些什麼？美國法庭以物證為根據，卻掩蓋了犯罪的動機。我希望，法國法庭能找出這些動機。

夏安感覺自己像被追捕一樣。圖其從出生的那天起，他爸爸的家就拋棄了他。父母倆在塔希提的報紙上說他不是他們兒子的孩子，因此他永遠也不能進他們的家門。

《馬龍我的痛我的愛》15（1）

1990年11月1日，夏安第一次嘗試了自殺。我總是儘量不讓她獨自留在家裡。這天早上，我讓我的一個侄子來照看她，我就有時間去商店買點東西。

在回家的路上，我遠遠地望見我的侄子向我跑來。我的上帝！肯定出事了……可憐的孩子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夏安把自己關在浴室裡，他不敢跟著她進去，她吃了藥，躺在地磚上，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哦！上帝！不！我扔下籃子，一口氣跑回了家。我看見她在發抖，說不出話來，臉和手腳都發紫。我立刻想到住在我們家旁邊的醫生。我在侄子的幫助下費力地抱起她，把她抱進車裡。醫生一刻不敢停留地打電話叫了救護車。還來得及嗎？他不敢說。我知道她吃的是什麼藥，但不清楚她吃了多少。

在從普納奧亞到帕皮提另一邊的瑪瑪奧醫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祈禱，沒有鬆開過女兒的手。她的臉上帶著氧氣面罩。耳邊救護車的警報聲呼嘯而過，我的心在焦慮中掙扎，我們的車在人群中引起陣陣的騷亂，我試圖讓自己在這一切雜亂中冷靜下來。我回想起在馬龍對我說他想讓我再生一個孩子的那天，我是那麼的幸福。當我知道自己懷的正是馬龍所期待的女兒時，我是那麼的自豪。塔麗塔，我想讓你給我生個女兒。再也別要兒子了，我的兒子已經夠多了。當護士把女兒抱給他時，他感動得流淚……上帝，你知道這一切，我請求你，別奪走我們的女兒。我請求你。

上帝聽到了我的話。一個星期以後，夏安回到家中。她像玻璃一樣透明和脆弱，我不停地祈求上帝能幫助她。特赫圖來看望她。他對夏安的自殺行為非常生氣，他對她說：夏安，如果你真的想一死了之，你為什麼不打自己一槍呢？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訴夏安他不願再承受痛苦的折磨，她沒有權利自尋短見。

幾個星期以前，夏安受到在帕皮提任職的法國預審法官馬克思·加提同謀罪的控告。而且法官還禁止她離開塔希提。法官的舉措是否毀滅了她逃往異鄉，重新開始生活的夢想，從而把她推上了自殺的絕路呢？後來，當我試著想把夏安在1990年秋天經歷的種種焦慮理清時，我才想到這一點。我知道以她的狀況，她根本不可能認真地考慮遠離家人，去國外生活。但把她滯留在塔希提，讓她失去夢想，只能讓她以死亡來尋求逃避。

十五天以後，11月14日的夜裡，夏安再次自殺。

在她自殺的前一天，我似乎已有預感一樣無法安靜下來。我看見她狀態極差，興奮、焦慮、坐立不安。我擔心她會傷害圖其，擔心再一次的災難。我打電話叫來阿爾貝託。他立刻趕來了，而且說他就睡在我家。這天夜裡，雖有阿爾貝託在，我仍然不敢放心。我沒有去睡覺，而是坐在自己房間的門口。一個微弱的聲音在告訴我不要睡覺，要熬過這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