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臨近考驗，我越像熱鍋上的螞蟻。然而只好硬著頭皮去了。

上到二樓，心裡怦怦跳個不停。財會室裡頭人很多，都是領工資的，我默不做聲地排在隊伍後面。時間就彷彿停滯了一般。啊，輪到我了！我亮出圖章，對那人說：“我是鄧鈞洪的女兒，來領工資的。”由於刻意用力講話，我的聲音很大。那人看了我一眼，從那一排紙袋裡頭抽出一個，把錢交給我，然後在表格上蓋了一下圖章。直到我下了樓，我才感覺到自己在發抖。那時我沒想到，他們肯定是熟悉父親的圖章的，而且我的樣子老實又靦腆，當然不會懷疑。從那以後，領工資就成了我的事。我雖仍然緊張拘謹，但遠沒有第一回那麼恐懼了。

那個年月，對於落到頭上的災禍（比如被抄家；比如被從家裡趕走，搬到樓梯間去棲身；比如去為牛棚裡受難的父親和被關押的母親送生活用品這一類的事）我既不緊張也不憂心忡忡，反而顯得很平靜很沉著。只有去單位找人開證明轉學啦，去管理處購買食堂的飯菜票（外面的人不得在學院的食堂吃飯）啦這種要同人打交道說明情況的事，我才會感到很為難，很厭惡。看來那種正常的將自己看作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