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找姑娘去了。”一邊引著日本兵到後面去了，樓上的人乘機下來逃跑了。

但是我舅爺爺被一個日本兵帶走了，從此再也沒回來，他姓王，有七十多歲了，是個大個子。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出來商量，說這裡不能待了，一同結伴去難民區，大家用大紅巴巴往白紙上一貼，做了面日本旗舉在手中。

我的兩個姑姑用鍋灰抹在臉上，把衣服撕破，還把衣服反過來穿，頭上頂著棉花胎，像是討飯人似的，我們是踩著屍體去了難民區，看到笪橋那兒死屍很多。

我媽沒去難民區，她的臉上有麻子。我父親去難民區後，在粥廠燒大灶，難民區裡面的人很多，年輕的婦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學，我們住在學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連走廊裡都住著人，打點粥吃。

當時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學，她有個小女孩沒帶在身邊，還在搖籃裡，我幫著帶，搖搖籃，姑姑家有點錢，我幫她帶小孩，給我一點飯吃。有一次，日本兵來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媽媽，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結果，他就將我糟蹋了，我才九歲耶……

＊＊＊＊＊彭善榮，十九歲，家住南京洪武路五十號。

我叫彭善榮，出生於一九一八年，但在我的身份證上寫的是一九二零年，當年日軍統治南京時，我怕被抓差，少報了兩歲。我父親曾在遊府西街開了一家彭榮記搭棚店，我十四歲那一年，他去世了，兩年後，我母親又去世了。

我與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五十號。我與哥哥彭善芝，都是電工，我姐夫叫陳文舉，是送公函的差役。我已經訂婚了，愛人姓謝，是小學老師，訂婚才一個多月，日軍轟炸南京，局勢很混亂，不能舉行婚禮了。

由於日本飛機不斷丟炸彈，我們全家搬到夫子廟，當時那裡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對我們的搬遷，周圍的人很奇怪，我們在那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難民區，住在延安劇場邊上的興業裡。

當時我姐夫的一個同事已經逃離南京，他的妻子，大約三十歲不到，帶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與我們住在一起。因為怕那裡不安全，有危險，我姐姐、嫂子住進了金陵女子大學，那裡有華小姐的保護，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沒去那裡，她在臉上抹上鍋灰，過了幾天，日軍就進城了。

日軍進城後，燒了很多房子，大華戲院、交通部等都被燒燬了，我們躲在房間裡不敢出來。一天，一個日本兵來找姑娘，我們說沒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來，被那個日本兵看見，他便將我們幾個人趕出房間，關上門將我姐夫同事的妻子給羞辱了，她哭得很傷心，我們都勸她，過了幾天，她就帶著孩子離開了我們到別處去了。

一個多星期後，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學給嫂子她們送飯去了，我與四個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裡。日本兵帶著翻譯又來找姑娘，沒找到，他們又到樓上，將門砸開，東西翻了一地。

日本兵下樓後，又來盤問我，問我是做什麼事的，我說我是電工，他們檢查我的手、我的頭，日本兵讓我把棉褲捲起來，檢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鮮血直流。他們走後，隔壁姓楊的鄰居拿了幾支香菸，用菸灰敷在傷口上，才將血止住。

我哥哥被日軍抓到句容，過了一個多星期才回來。沒過幾天，我又被日軍拉走，與我一同被抓的共有二十三個人，推著獨輪車送東西到湯山。到湯山後，天已經黑了，日軍讓我煮飯，我從沒有煮過飯，不知道要放多少水，結果煮了生飯，我被日軍打得半死。

一天深夜，我們趁日軍不注意，全體逃了出來，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連續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時，我們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見了一位老大爺和一位老大娘，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一間空房子，裡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屍，我們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頭。

天黑後，我們又上了路，在麒麟門，遇見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東西，我們跟著日本兵進了城，把東西送到雞鳴寺的考試院裡。我們中的兩個人逃跑，被當場打死，後來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興業裡，我們的一個女鄰居，三十多歲，被日軍沾汙了。

城裡面沒菜吃，一天，我與幾個人一起到水西門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們與他們一起去找姑娘。一個女的躲在一個棺材旁邊，被他們發現了，四個日本兵輪流上了那個婦女，日本兵還不讓我們走，逼我們在一邊看。

一次在門東找菜時，又遇見了出來找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