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徵燠，1956年奉周恩來之命，前往北京，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1985年，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2003年9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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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遺　憾（1）

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已經證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嚴肅公正的，它向世界表達了這樣的信念：正義必將戰勝邪惡，陰謀侵略是最大的犯罪，這是必定要受到懲罰的。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留下了無法彌補的遺憾與不足。

◆　放虎歸山

由於戰後國際形勢和美國遠東政策的變化，東京審判只對28名甲級戰犯進行了審理和判決，對已經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戰爭嫌疑犯陸續予以釋放，致使這些在策劃、發動侵略戰爭中擔負主要或重要責任的戰爭嫌疑犯沒有受到應有懲罰，繼續在日本政治生活中佔據重要位置、發揮重要影響。

對此，梅汝璈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名列日本“甲級戰犯”者共有約７０名，均經逮捕羈押，準備交遠東國際法庭審判。當時盟軍總部的國際檢察處（遠東國際法庭的起訴機關）以案情過分龐大複雜，而一案審訊的被告亦不宜太多（那時歐洲紐倫堡國際法庭審訊的納粹德國首要戰犯僅２２名），於是遂決定分為兩批或三批向法庭起訴，由法庭作為兩案或三案審理。第一案的２８名被告都是２０年來在日本政治、軍事和外交上負首要責任的元兇巨魁。至於其餘的那些金融實業界巨頭、大財閥、大軍火商（如岸信介、欠原房之助、鯰川義介等），以及在政治、軍事、外交上地位雖稍低但惡名昭著的那些戰犯（如西尾壽造、安藤紀三郎、兒玉譽大夫、青本一男、谷正之、天羽英二等），則擬留在將來第二案或第三案中起訴受審。但是，由於第一案的審理程序曠日持久，在對第一案25名戰犯的判決執行後，再也沒有提起第二案、第三案的問題了。同時，麥克阿瑟便以盟軍最高統帥的身份指示國際檢察處（一個完全由美國人操縱的機關）以“罪證不足、免予起訴”為藉口而把這餘下的約40名甲級戰犯分兩次擅自釋放了。第一批是在1947年秋天釋放的，共有23名（臭名遠揚的上一屆日本首相岸信介，以及曾經兩度來華訪問過的久原房子助，都是這一批釋放的）。第二批是在1948年年底釋放的，共19名（參加日本國會議員訪華代表團訪問過中國的須磨彌吉郎是這一批釋放的）。日本所有的“甲級戰犯”已經全部被麥克阿瑟釋放得一乾二淨，遠東國際法庭既已無事可做，只能無形中歸於消散。那時各法官也都歸心似箭，紛紛離日返國（在11位同仁中，我係惟一的例外；由於某些政治原因，我一直在日本逗留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旬）。奇怪的是：在遠東委員會的決議或盟軍總部的文告中，始終找不到任何明文規定法庭解散的日期或其結束的程式。

積貧積弱、飽受欺凌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善良老百姓不會忘記日本侵略者給他們帶來的災難，但是，美國出於一己之需，卻在戰後迅速改變了對日本的態度。對日本戰犯的大赦無疑是放虎歸山，這不僅是對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極大傷害，而且也為日本右翼翻案否認侵略歷史埋下了禍根。

這正應了梅汝璈說的那句話：寬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懼，卻是懦弱。

梅汝璈研習國際公法多年，對於國際政治、國際關係中的奧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則”的作用與分量。中國前途未卜，蘇俄咄咄逼人，美國的全球戰略決定了它一定會儲存天皇扶植日本，至於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民族情感，則很自然地被擱置起來了。作為“五強之一”，作為與東南亞各國很不一樣的文明古國中國，不但其日後的發展不能受到關照，而且連她在剛剛結束的戰爭中所做出的慘痛犧牲和決定性貢獻都面臨著被遺忘的危險，這怎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　近代天皇權力巨大

1948年11月30日的《申報》刊載了梅汝璈的談話：“在第二輪的審判過程中，我們得到無數的證據，足以證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戰爭陰謀的發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個消極的陰謀參加者。這一點，即足夠構成從犯的罪名。”

儘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立了若干正確原則，但在梅汝璈看來，仍然是“留有眾多遺憾”，而其中最大的遺憾在於讓日本天皇裕仁逃脫了戰爭責任的追究，從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和民眾長期拒絕對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和懺悔，政治上長期右傾化。

事實上，天皇裕仁在日本近代天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