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攻擊調查局，對他視為骯髒做法的竊聽事件深表悲痛。作為回應，胡佛給眾議員格羅斯寫了一封信，指出“正是在肯尼迪先生當司法部長時，聯邦調查局應他的要求才顯著增加了對此種裝置的使用”。胡佛隨信附上一份在紐約使用監聽器的備忘錄，用的是司法部的信紙，上面印著“同意”及“羅伯特·F。肯尼迪”的簽名。肯尼迪回答說胡佛被“誤傳指令”了，並出示一份檔案表明他不打算批准使用竊聽器。胡佛隨後又出示了更多相反的檔案，事情隨之陷入了僵局。肯尼迪公開宣佈胡佛從未和他“討論過這一重要事件”。他的宣告從字面上說是正確的，因為所有討論都是和考特尼·埃文斯——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之間的聯絡人——展開的。

胡佛認為司法部長肯尼迪“傲慢，衝動，態度惡劣且毫無修養”。當肯尼迪命令在司法部長辦公室和聯邦調查局局長之間建立熱線電話時，胡佛非常惱怒。第一次是胡佛的秘書接的電話。胡佛的秘書回憶說：“當我拿起話筒，肯尼迪粗魯地說：‘我只想和一個人說話。立刻把電話接到局長的辦公桌那兒。’”後來電話就一直放在局長的辦公桌上，直到肯尼迪總統被暗殺後才又撤回到秘書的辦公桌上。

司法部長和胡佛之間的糾葛也有有趣的時候。一次，白宮啟動了對美國鋼鐵公司的反壟斷訴訟，可新聞媒體報道另一鋼鐵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也違反了反托拉斯法。羅伯特·肯尼迪在深夜打電話給胡佛，讓他“立即”審問寫報道的作者。也許是出於故意，胡佛就真的按照肯尼迪的要求在凌晨把記者們都從床上叫過來訊問。記者對此非常憤怒，同樣讓他們惱怒的是司法部長似乎自認為能迫使他們說出訊息來源。

直到約翰·F。肯尼迪在達拉斯被暗殺後，這場爭端才算結束。羅伯特·肯尼迪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他再也不能單靠小聲說句“關於此事，你能和我哥談談嗎？”就達到自己的目的了。他於兩個月後的1964年9月3日辭去司法部長一職。兩個月後，他競選成功，成為了紐約州參議員。

約翰·F。肯尼迪在世的時候，大家都認為胡佛很快就會在1964年大選後被埃文斯取代。然而，因為埃文斯對羅伯特·肯尼迪做出了讓步，他發現自己在調查局裡的權力隨著肯尼迪總統的遇刺而越來越弱。他只好申請退休，然後去了私人律師事務所。

胡佛很快恢復了聯邦調查局的聲望和獨立地位。他用詹姆斯·Ｈ。蓋爾取代了埃文斯。性格堅韌、能力很強的蓋爾經歷了多年聯邦調查局同司法部之間的戰爭，他是個敢於站出來和司法部鬥爭的人。而且那次人事調整也涉及到了我。11月13日，星期五，胡佛在替換掉埃文斯的幾分鐘後，叫我到他的辦公室。我仍記得進入胡佛內室的準確時間——下午三點五十三分。當時我對那次會見的內容卻一無所知。“很高興見到你，費爾特，”我們握手的時候，局長對我說，“近來怎麼樣？”

“很好。”我說，局長誠懇的問候，叫我“費爾特”而不是“費爾特先生”讓我放了心。胡佛一分鐘時間也沒浪費。“費爾特，”他說，“埃文斯申請退休，我批准了。我剛讓蓋爾替代他的職位。我告訴蓋爾，埃文斯在應付司法部時不夠強硬。蓋爾知道我希望他能勇敢面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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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肯尼迪內閣較量（3）

“您選對了人。”我一邊回答，一邊想著我在這件事中會扮演什麼角色。

胡佛繼續說：“我把你調到監察處替代蓋爾。我任命你為監察處處長，如果你能證明自己可以勝任，就可晉升為助理局長。”

“謝謝局長。”我所能表達心情的就這一句話。如此大幅度的晉升，使我實際成為局長權力的延伸，這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他還提出了我可進一步升入他領導班子的可能。

“我希望你在工作中堅決果斷，不要手軟，但必須做到公平。你要成為我的耳目。你可直接向托爾森彙報工作。”

我又一次說：“謝謝局長。”

“在你上任之前，我會讓你在蓋爾的領導下先負責總部的監察工作。之後，你就正式接任獨立工作了。不過，在紐約分局接受監察之前，我想和你單獨談談。”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因為在聯邦調查局最大的分局紐約分局和總部之間總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對抗關係。

我第三次說：“好的，局長。”我感到自己有點傻但又不知該如何作答。以往和胡佛交談時，我都試著表達些什麼，比如對談話的興趣或是堅持自己的主見，可這一次我完全愣住了。在幾分鐘裡，我發現自己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