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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說法，認定當時推舉福臨的人是濟爾哈朗，而不是多爾袞。不知此說從何而來，想必不是信口一說。

多爾袞出人意料地推舉出一個六歲的孩子繼承皇位，顯然與遊牧漁獵部族國家政治權力傳承中的深層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貝勒們盟誓之前，鎮國公艾度禮便表示“二王強迫我們盟誓，我心裡實在不服，不過是表面順從，主人年紀太小，我覺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權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後，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焚告上天。（《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兩個人也對這一結果感到不滿，開始出來活動，試圖推翻既成事實。這兩個人一個是代善的兒子碩託，一個是薩哈廉的兒子即代善的孫子阿達禮。他們二人在諸王公貝勒已經對天盟誓，但小皇帝福臨還沒有舉行儀式登基之時，動員大家推翻成議，擁戴多爾袞。結果，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發自己的一子一孫違反誓約，最後，二人被毫不容情地處死。

多爾袞的愛恨情仇（8）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是被逼無奈還是大義滅親，代善在付出慘痛代價的情況下，又一次發揮了安全閥與穩定器的作用，其凜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應該是巨大的。

歷史上，在我國古代遊牧漁獵部族中，許多分裂、仇殺與消亡都是在此種情形之下發生的。後來的事實發展表明，在幾大政治勢力的形格勢禁之下，特別是在漢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響之下，多爾袞的做法可能是顧全大局、防止內亂髮生的唯一有效途徑。此時，堅定擁護皇子繼位的兩黃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來到三官廟聚會，他們發誓要“六人如同一體，輔佐幼主”。（《清史稿》列傳三十六，索尼。）福臨繼位後，他們中的幾位迅速向多爾袞靠攏，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極度鬱悶。此種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時的大清國，已經在精神層面上潛移默化地發生了深刻變化。

在豪格看來，過去，僅僅因為多爾袞是叔父，所以領兵打仗時才會成為主帥，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資格繼承皇位，偏偏又被多爾袞攪了好事，不但皇位沒有坐上，反而更要聽從輔政王多爾袞的號令，就連那些曾經依附他的兩黃旗大臣們，現在也紛紛倒向多爾袞。這口氣令他實在難以下嚥，因此，他不止一次說：“多爾袞不是一個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並且同樣不止一次放出狠話說：“難道我就不能扭斷這些傢伙的脖子？”（《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爾袞心中的悲憤則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親年輕貌美，卻被弄得聲名狼藉，正值三十七歲盛年，卻不得不給死人殉葬。有證據顯示，多爾袞曾經認為皇太極的權位是從自己手裡巧取豪奪走的。（蔣良騏《東華錄》卷四，順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極死了，論威望、論戰功、論能力，這個皇位本來已經非自己莫屬，偏偏皇太極的兒子又橫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舉出他的另外一個孩子——一個六歲的毛孩子來坐那把龍椅。對於多爾袞來說，天底下還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事情嗎？

傷人一千，自損八百。表明上看起來，多爾袞是這一輪角力中毋庸置疑的勝利者，實際上，他和豪格是兩敗俱傷，他們二人在心靈上全部創鉅痛深。在向帝王政治演進的過程中，他們進行的只能是一場零和遊戲。這種制度的可怕之處在於，它使最高權力的誘惑和人們對這種權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衝動，使人在某些時刻、某些情況下不期而然地變成了獸。誠如一位哲人所說：“當人變成獸時，就比獸還壞。”遂使染指它的人，勝利者常常雙手沾滿鮮血，而失敗者則時常要付出不止一個人的頭顱。使這種政治不論達到多麼輝煌耀眼的巔峰，其中，都隱藏著走向反面的悲劇基因。多爾袞、豪格的命運和大清帝國後來的發展就是明證。

過去，多爾袞與豪格雖然並不親密，但至少還是並肩作戰的戰友，如今，他們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多爾袞雖然沒有像豪格那樣發狠，但他想要幹掉豪格的衝動，可能比豪格要扭斷多爾袞及其周圍那些人脖子的慾望還要強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後，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臨即皇帝位。兩位輔政王濟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