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本談判的問題，中央同意您的建議，即從法律角度據理力爭，但不搞最後通牒。

中央書記斯大林

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原來對華宣言中所作的種種許諾，例如放棄中東鐵路的特權，放棄庚子賠款等等，實際上都一筆勾銷了。越飛這位談判代表所得到的授權是，不能以這兩篇宣言作為談判的基礎。接到這個指示，一直懷著世界革命這一信念的越飛很覺得為難。他在9月27日寫信給卡拉漢、斯大林、列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說：“我不明白，不能從我們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體指示的指示是什麼意思……”“當然，耍某種‘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說成一紙空文，但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破滅，而最終則是我們全面滅亡的開始，因為在對外政策上我們成了最一般的帝國主義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動因素。”（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第115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被托洛茨基稱為“一位真正的國際主義者”的越飛無法贊同這樣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殺身亡的。他在這信中的一些話竟成了很準確的預言，蘇俄在對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國主義不再有什麼區別了。後來毛澤東稱他們為新沙皇，是很恰當的。他們在1922年不再承認對華宣言的時候，就已經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時，甚至那時以後很長時間，中國人還在宣傳這宣言，讚美這宣言。毛澤東揭露新沙皇，這是他的一大功績，一大貢獻。

（原載《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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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餓鄉紀程》中一掌故（1）

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記下了他作為《晨報》記者於1920年冬至1921年初前往蘇俄採訪時旅途中的情形。他是12月18日到達赤塔的。在這裡，他訪問了赤塔華僑聯合會會長。書中記下了訪談的內容：

赤塔有一華僑旅俄東部西伯利亞總聯合會。在後貝加爾省共有分會十二處，僑商共有七萬人，赤塔當地有四千多人。那時華僑的商務，屢經戰爭，已很凋敝；到滿洲里的交通斷絕已久，僑商所有貨物，都是舊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復，赤塔以及各地華人商鋪都得倒閉。至於中國僑商，在此地的自己頗能維持秩序——據他這樣說。以前捷克斯拉夫，謝美諾夫，日本人一直到現在的多數黨政府，無論那一種當權的人來，都和華僑會聯絡，信任他們。華僑會向來能自己組織巡防隊之類的商團武裝起來抵禦紅鬍子。現在——就是我們在赤塔的時候——有些紅鬍子卻冒充信仰共產主義，共產黨有時竟相信他們，他們也就倚勢妄為，處處和華僑會為難。然而無論如何，華僑會必定竭力維持“國人”的利益。我們華僑會費盡心血，卻還要聽許多閒話，也真難說了。……（《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頁）

這裡說的“紅鬍子冒充信仰共產主義”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1月1日寫的通訊報道《旅俄華僑問題》（載1月14日《晨報》，署名秋白）要說得清楚具體一點。這篇報道說：

原來中國商人、商會、領事館都備有手槍及軍械，本為自衛起見，而且都有舊俄政府發給的執照。遠東政府成立之後，中國人所有手槍執照，都呈繳內務部。誰知道正在這時有二箇中國人，一叫連柯，一叫趙永祿，從莫斯科來，他們已入共產黨，來到赤塔要和此地華僑聯合會聯絡。華僑聯合會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匪類，從中國逃出來的，所以不答應他們。他們於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鬍匪等人組織一箇中國工人聯合會，來和華僑聯合會為難。遠東內務部卻偏信他們，從此對待華僑聯合會的態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頁）

趙永祿這人，卻是在蘇共中央檔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烏斯基諾夫的《在蘇俄的華人共產主義組織（1918—1920年）》一文是根據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寫成的，其中說到：

1920年6月，在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華工共產黨黨團提出建立中央機關的決議案。6月25日即代表大會閉幕的第二天，成立了華人共產主義者中央組織局。次日，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華工共產黨黨團致函列寧，表示：“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是我們的堡壘和希望。中國工農得解放的一天終將到來，那時，五萬萬中國勞苦大眾將同俄國無產階級攜手並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