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一些作家藝術家的歡迎。日記中，他不止一次為自己受到的熱情歡迎表示激動。他對蘇聯懷著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觀察力的作家，儘管沒有安排他同普通公眾會面，在蘇聯的現實中他還是看出了令他難堪的東西。正因為懷著友好的態度，正因為希望它完美，才更覺得這些消極的東西令他難堪吧。

到達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寫下了對建築物的觀感：“莫斯科正在成為平庸的歐洲城市之一。我沒有感覺到它有什麼特別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無味使我感到驚訝。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築，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艱難。“莫斯科的住房問題仍是折磨人的複雜”，“在莫斯科，生活對大學生、教師和小職員來說仍是非常困難的。利季婭·帕夫洛夫娜對瑪莎承認，不久前她請瑪莎以及另外幾個朋友吃的一頓簡單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盧布。一塊長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盧布。因此，如果你見到高爾基那兒或者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招待會上的揮霍浪費，你就會感到某種不自在。”（7月19日）“在莫斯科，物質生活（工資、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難；在列寧格勒和蘇聯其他地區，物質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記）

艱苦的生活還可以忍受，如果同時看到有人憑藉特權來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羅曼·羅蘭看到，“布林什維克黨的成員所獲得的最高工資，少於有功勞的非黨勞動者有望獲得的最高工資，可是，不必被這種分配所迷惑，因為它很容易被繞過。共產黨的活躍成員利用其他特權（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錢，這些特權確保他們能過上舒適生活並擁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說影響，他們利用影響為自己和自己的親屬謀利益。”（附記）

這種特權，他就自己的經歷舉了一例：“在毗鄰莫斯科的四郊，散佈著一些在地圖上沒有標明的別墅（也包括高爾基的獨家住宅），裡面住著領導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別關照的作家。遇到寬闊的鋪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問：‘它們通向哪兒？’回答總是：‘通向別墅。’道路沿線站著警察，他們也從樹林中暗地裡進行觀察（謝爾蓋在那兒遇見過他們）。在地平線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於樹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療養院。你問，它供誰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層人員。’你問，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堅固的巨大莊園派了什麼用途？回答：‘那兒也是高層社會的別墅和休息區。’……但我們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們投來憂鬱目光的男子，一個老年婦女向我們顯示了一下拳頭。”（7月3日）從這男子的目光和老婦的拳頭，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對特權者的反感和敵意吧。

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難堪的現實——讀羅曼·羅蘭《我和妻子的蘇聯之行》（2）

如果，特權者對於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滿意足，倒也罷了。儘管引起一些人豔羨，一些人反感，但社會畢竟有能力供養這人數不多的奢靡者的。問題是他們不以此為滿足，吃飽喝足之後還要生出事來，這樣造成的破壞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羅曼·羅蘭提到的一件事就是農業集體化運動。為了這事，斯大林寫過一篇《勝利衝昏頭腦》。這是一場怎樣的勝利呢？羅曼·羅蘭的日記寫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對我們講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間爆發的重大農民戰爭中的事件，這次戰爭與1919至1920年間的國內戰爭同樣殘酷。如果外部敵人善於利用這種形勢，則情況可能變得極其嚴重。尤其在西伯利亞，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在烏克蘭，農民毀滅了巨大的糧食儲備，毀滅了全部收成，他們只能餓死。在高加索，到了殘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強烈的和狂熱的。一些富裕農民聽任親屬在極端貧困中死去，卻把自己的東西藏起來。在地裡挖坑，把糧食藏在那裡。”（7月22日）

於是就有了專政的必要。羅曼·羅蘭也認為專政是必要的。他說：“精心選擇的政黨對千百萬非黨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非黨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因為不能確定他們的準確人數。”（附記）也許羅曼·羅蘭沒有很好掌握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不會採用馬列主義的標準提法：無產階級專政，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也許是他以為說政黨對非黨人士的專政更符合實際。反正，他就是這樣說的。接著他說，“專政依然存在，但企圖偽裝起來（想方設法不讓我見到它），並許諾在更自由的新憲法條件下，將變得更溫和。我不能譴責專政（只能因為它努力偽裝起來而譴責它），因為危險仍存在。”

這裡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