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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考涅楚克這位名重一時的作家（延安《解放日報》曾全文譯載他的名劇《前線》），書中評論說：“隨著時間的推移，考涅楚克頭上的光環漸漸消失。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經從課本中刪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鐵站均已更名。……究其原因，是他創作時只顧揣摩領袖的心意，而不理會人民的心意，只想領袖是否滿意，而不想人民是否滿意。一旦領袖的神話破滅，人民能從他的劇本里看到什麼呢？除了一味迎合領袖的意願之外什麼也看不到。人民為什麼要記住這樣的作家呢？這是考涅楚克的悲劇，也是不少蘇聯作家的悲劇，更是在蘇聯體制下難以避免的悲劇。”

費定早年是謝拉皮翁兄弟中的一員，魯迅翻譯過他的短篇《果樹園》，在中國也享有盛名。晚年做了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卻再也沒有什麼作品了。書中說：“我感興趣的是費定如何從一個熱血男兒變成文化官僚，這種變化是從何時開始的？是什麼力量促使他放棄謝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恐懼還是趨時？恐懼或者說高壓，是這一時期每個正直的作家都感受到的，但並非所有的作家都趨時。趨時的往往是那些才華並不出眾卻一心想出人頭地的作家，費定便是其中的典型。”“費定晚年以文壇泰斗自居，但作為作家的費定早已不復存在。”

當然，蘇聯的作家並不全都是這樣的，像特里豐諾夫就是位講真話的作家。1976年藍先生曾經翻譯他的名著《濱河街公寓》。藍先生說，那時，“回家開啟一看，立刻被小說吸引住，但書中所描繪的蘇聯現實同我腦子裡的蘇聯相去太遠了。”書中在介紹了特里豐諾夫另外幾部作品的內容之後概括說，人們從這些作品中“所看到的蘇聯社會，仍是一個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貧困的社會。為了改變停滯的經濟，不得不實行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紅軍與白軍作戰為了消滅資本主義，現在又發展資本主義，繞了一個大彎又回到原地。代價何其慘重！”

說真話的作家書中還寫到了格羅斯曼。他的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也是寫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可是與西蒙諾夫寫同一題材的《日日夜夜》大異其趣。它在《新世界》雜誌一發表立刻引起前所未有的影響，雜誌搶購一空。它對現實的反映是如此真實和深刻。這裡只舉一個極小極小的情節為例：當一位誇誇其談的政委到一支在圍城中作殊死戰的小分隊去整頓“遊擊習氣”，一位“頭上纏著繃帶計程車兵問道：‘政委同志，集體農莊怎麼樣？戰後是不是把它們消滅掉？’”這些困守孤樓的戰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會戰死，說話已無顧忌，就坦率地說出自己對集體農莊制度的厭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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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換個角度看蘇聯文學（2）

蘇聯作家協會散文部開會討淪了這部作品，一致推薦它為斯大林文學獎的候選作品，這卻惹出大麻煩來了：“布賓諾夫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很長的告密信，專揀斯大林不愛聽的話說，如說格羅斯曼認為戰勝法西斯的功勞應歸於普通人，並且其中有不少猶太人。小說沒有表現黨和斯大林的領導。斯大林看了大怒。下令《真理報》以《論格羅斯曼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為標題全文發表布賓諾夫的告密信。”這布賓諾夫也算個作家，也出過一本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白樺》，中國還出過譯本。可是沒有人要看。也許是出於嫉妒才去當一名告密者的吧。幸好這告密信發表之後不到一個月斯大林就死了，才沒有造成一場大的文字獄。

諷刺作家左琴科的命運就要壞得多。書中指出：“蘇聯政權不允許作家諷刺現實中應當否定的現象，因為這種現象太多，諷刺來諷刺去也許會諷刺到當權者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