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琴、加利奇和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瑪託娃或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巨人相比，但仍為對我同對他們採取同樣措施而感到榮幸。今天你們對我的判決是對一個作家最嚴厲的懲罰——在文學中不復存在。你們早已把我同讀者分開，不再版我的舊著和不出版我的新書。你們有權讓一個作家不復存在或從未存在過。報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協主席團和書記處手中。你們不再版我寫的關於米克盧霍—馬克萊、赫爾岑、十二月革命黨人和日特科夫的著作，不再版我的論文和《在編輯實驗室中》一書——於是在讀者腦子裡，我已經幾乎不存在了。但至今仍允許在發行量少的書中援引我的話。現在你們連這一點也禁止了。我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在國外出版後，你們中斷了在《家庭與學校》上連載的我回憶父親的文章。《人民的憤怒》在國外廣播後，你們從回憶丘科夫斯基的集子中抽掉我的回憶錄。作協判處我不復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們這樣做時忘記了你們手中只掌握現在和部分地掌握過去，但還有一個掌握過去和未來的最高機構：文學史。回想一下吧，你們多年迫害布林加科夫，長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現在卻向全世界炫耀他。回想一下在那些殘酷的年代，你們製造了誣衊人的“丘科夫斯基習氣”。想想1944年某個尤金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文章《論丘科夫斯基庸俗而有害的拙劣故事》，那時你們維護過丘科夫斯基嗎？恰恰相反，你們加劇對他的迫害。可幾十年之後，最高機構，即文學史，將作出另外的判決，那時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