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同情者向斯大林說，蘇聯的一些行為很難向外國公眾解釋，比如不久前頒佈的可以對十二歲起的“兒童罪犯”處以死刑的法律，這樣的事情要說服自己都不容易，怎麼能夠去向別人作解釋呢？

矛盾的不斷積累，使蘇聯一步一步的走近了自己的末日。最後敗亡的結局，徵兆其實早就顯現了。書中指出：

可以認為，蘇聯敗亡的一個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權的體制根本無法適應高科技條件下的靈活多樣的市場要求和實行高效合理的資源配置。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臺之初的改革聲浪銷聲匿跡之後，蘇聯領導階層已經不指望在改革體制方面有什麼作為，主要是靠向世界市場出售原料與初級產品來維持生計。

戈爾巴喬夫上臺，有心振作一番，提出了他的“新思維”。本書評論“新思維”說：“它反映了變遷中國際社會發展的一些合理邏輯，也反映了蘇聯國力衰竭，已無力支撐與西方的全面對抗的現實。”特別是：

在他那本廣為傳播的《改革與新思維》中幾乎毫不提及在多樣化國際社會中俄國本土價值的特色，而是一味地仍然以冷戰時與美國對等的超級大國的身份自居。理論創制過程中自我定位不切實際與過於虛妄，表明理論創制者並不清晰自己所處環境與地位的獨特性，而對這種獨特性的忽略，正是任何轉型國家發生動盪的由頭。事實上西方的觀察家們早就認識到，非但蘇聯今日已遠不是美國的對手，而且遲早將要有一場災難性的變動。

亞拉耶夫他們想要挽狂瀾於既倒，結果事與願違，終於成了給蘇聯催命的最後一擊。蘇聯和蘇共，就留下了無數引人深思的題目進入了歷史。

本書的“後記——全球化與中國”中說：

我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心中沒有須臾離開過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以及它與“全球化”程序的關係；我們是把世界經驗作為自己的參照來看待的。

這句話很令人感動。我在閱讀中，也確實時時感覺到主編和作者們的憂國之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考這些材料和意見來思考中國的命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讓外國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成為我們的財富。

後記

這是我和英年兄關於俄國（包括其中七十多年蘇聯時期）、關於中俄關系文章的合集。

這本書的來由是這樣的：我寫過些這方面的文章，自己覺得有幾篇還有一點意思，想把它印成一冊，只是字數太少，於是想出了找英年兄合作的主意。這方面是他的專門，寫得多，請他選出這些篇，這樣，一本書就編成了。

書中所收他的文章，都是據原來刊印的書刊錄入，沒有改動。我的幾篇，即《怎樣的天火》、《解讀一篇宣言》、《兩個朋友》，因為寫得較早，寫的時候沒有能夠利用解密的蘇聯檔案。這次收入本書的時候，我即據《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的材料作了一些改寫和增補，同最初在報刊上發表的時候已經頗不相同。在修訂中，我感到寬慰的是，這些新見到的檔案資料使我發現自己原來有說得不足的地方，即據以補充；卻還沒有發現檔案資料表明我原來有什麼說錯了的地方，需要據以糾正的。

我們的這些文字當初發表的時候，有人提出過批評，書中末一篇英年兄寫的《誰歪曲歷史》就是對一位批評者的答覆。我卻無意於去寫答辯的文字。因為我知道，要改變一個人的見解是極難的事，就比如我自己，決不會因為看了這些批評就改變自己的意見一樣，也就從來不曾奢望有誰會因為看了我的答辯就收回他的批評。文章發表，有人贊同，我當然覺得高興，畢竟還有文章知己；有人指批評呢，我也完全尊重他的言論自由，您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不介意的，就當沒有聽見一樣。

朱正

200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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