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存在猶太復國主義地下組織，口供都是逼供出來的，案子應當重審。但將軍的建議得不到支援。切普佐夫請求總檢察長薩卡諾夫同他一起向黨中央說清案件真相，遭後者拒絕，對他說：“你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去執行吧。”最高法院主席沃林也不支援他。切普佐夫只得找最高蘇維埃主席什維爾尼克，什維爾尼克建議他找中央書記馬林科夫。馬林科夫接見了他，並把留明也請來。馬林科夫對他說的原話如下：“您想讓我們在這些罪犯前下跪？這個案子是人民核准的，中央政治局討論過三次，執行政治局的決議吧。”從馬林科夫那裡出來，留明把切普佐夫臭罵了一頓，揚言他再敢提重審委員會的案子，就準備逮捕他的材料。但留明飛揚跋扈的時間不長，一年後，他已經讓斯大林討厭了，看出他是蠢貨，下令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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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比羅比詹的噩夢（8）

留明被捕前為斯大林出了個好主意，製造了醫生殺人犯案件。消滅委員會和與此同時展開的反對世界主義運動，都是針對猶太人的，但在蘇聯普通人心裡煽不起對猶太人的瘋狂的仇恨，無法按斯大林的意願最終“解決猶太人的問題”。只有醫生案件能煽起廣大群眾對猶太人的仇恨，於是女醫生季馬舒克便應運而生了。她因“協助揭發醫生殺人犯”而榮獲列寧勳章。1953年1月，《真理報》發表題為《醫生殺人犯》的社論，季馬舒克揭發日丹諾夫和謝爾巴科夫都是猶太醫生有意用不恰當的治療方法害死的。按照斯大林贊同的留明設計的陰森恐怖的方案，事情應如此發展：大張旗鼓的宣傳攻勢後，便對醫生案件公審，立即判處死刑，並在紅場上執行。憤怒的人群從行刑隊手中搶奪這些殺人犯，要把他們活活打死。但行刑隊不允許群眾這樣做，他們要把醫生殺人犯吊死在紅場舊時的行刑臺上。接著全國掀起排猶狂潮。之後先在《真理報》上刊登，然後由電臺廣播全國猶太知名人士致斯大林的公開信（實際上是《致〈真理報〉編輯部的信》），請求用把猶太人驅逐到遠東比羅比詹的辦法消解人民心頭的萬丈怒火，讓他們到那裡為自己民族的殺人犯和叛徒贖罪。斯大林仁慈地滿足了猶太知名人士的請求。留明的方案不知為何只部分地實行了。醫生們並未被處決，但致斯大林的公開信還是寫了。公開信由明茨、米丁兩位院士和塔斯社社長馬裡寧共同執筆。米丁是哲學家，他寫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20世紀30年代由沈志遠先生譯成中文，在中國進步學生中很有影響。明茨是歷史學家，他的著作是我上大學時的教材。他們起草的公開信讓蘇聯各界知名知識分子簽名，大多數人都被迫簽名了，連作家格羅斯曼都簽名了。但也有人找出各種藉口拒不簽名，如男低音歌唱家賴森和老作家卡維林。作家愛倫堡拒絕簽名，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勸他簽名，因為在猶太知名人士當中他影響最大。愛倫堡回答道：“我鄭重宣告，發表這封信會破壞世界和平運動。我有約里奧·居里等西方著名活動家的宣告，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醫生殺人犯案不是捏造的，他們將退出和平運動。我無法簽名，因為黨和斯大林同志委派我負責世界和平運動，我要對黨和斯大林同志負責。”馬林科夫建議他把拒絕簽名的理由寫信報告斯大林，並警告他後果極其危險。愛倫堡還是鼓起勇氣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

敬愛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

由於我遇到的問題極為嚴重，我自己無法解決，只得打攪您了。

今天明茨同志和馬裡寧同志給我看了準備在《真理報》上發表的公開信，並讓我簽名。我認為同您交流我的疑慮是我的責任，並想聽取您的忠告。

我認為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唯一徹底的辦法是同化，即猶太血統的人同他們所居住地區的民族融合。我擔心僅以種族屬性聯合在一起的俄蘇文化代表的聯名信會加劇民族主義危險的趨勢。

我特別擔心，《致編輯部的公開信》將對我們深入而廣泛展開的世界和平運動的努力是一次打擊。每當在各種委員會和記者招待會上問我蘇聯猶太語學校、報紙為何消失的時候，我總理直氣壯地回答，戰後“猶太人居住區”已完全取消，猶太血統的新一代蘇聯公民不願意同他們所居住地區的人民隔離開。公佈這封由猶太學者、作家和作曲家聯合簽名的公開信，有使卑鄙的反蘇運動復活的危險。

對進步的德國人、義大利人或英國人來說，“猶太人”這個詞不表示民族屬性，而純粹屬於宗教屬性，因此誹謗者會利用《致編輯部的公開信》達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敬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