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皇家，適以囚禁之”，這寥寥九個大字，給我們描繪出一大批皇室子孫的另一個側面：在皇權的牢籠中，窮愁潦倒，無可奈何。這也是封建特權腐朽性的生動寫照。就此而論，拋棄“棄物”的非他也，恰恰正是皇權自身。

三

朱元璋深知，其子孫系天下朱元璋的長眠之地明孝陵，阿輪攝。之安危，也曾頻頻告誡他們要“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45］在他看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用“親親之道”薰陶出來的藩王們，定能成為大明一統江山的拱衛者。這種認識，表明他忘記了歷史上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不懂得為爭奪至高無上的第一把交椅，在歷代皇室內，曾經演出過多少骨肉相殘的悲劇。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平遙訓導葉伯巨上萬言書，懇切地指出“分封逾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從而建議“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諸王有賢德行者，人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顯然，葉伯巨看出了大封諸王所潛伏的危險性，並開出了並不高明的補救藥方。但是，朱元璋仍然在做夢，竟大怒曰：“小子敢間吾骨肉，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取來，吾將手射之，且啖其肉。”［46］真是殺氣騰騰，如聞齒聲。爾後發生的大大小小的諸王謀反事件，充分證明了葉伯巨的預見性。甚至朱元璋在臨終前夕大腦也還清楚時，也已覺察到燕王朱棣的動向值得警惕，下旨一道：“說與晉王（時朱已死，子濟熺嗣立）知道，教陳用、張傑、莊德預先選下好人好馬，堤備臨陣時，領著在燕王右手裡行。”［47］時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十二日，而是月初八，朱元璋已病危，為鞏固太孫皇位，謹防朱棣搞政變，故特作此安排。［48］人之將死，其夢方醒，這對朱元璋來說，真是個辛酸的歷史諷刺。

明代宗藩的酒囊飯袋們，在明末大動亂中，除個別人物外，無不顯示出他們的卑怯無能。其結果，不是讓明末農民軍將他們連同其護法神崇禎皇帝一起埋葬，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名副其實的“棄物”。以楚地而論，明清之際的史惇曾述謂：

楚中之變，億兆被動，肝腦塗地，不必言矣。惟天潢一派，分封楚地最多，如武昌，則有楚府，衡州則有桂府，長沙則有吉府，常德則有榮府，寶慶則有岷府，襄陽則有襄府，荊州則有惠府……一聞賊至，望風而潰，何嘗與賊一交手，致金枝玉葉，塗炭流離。［49］

這是明代宗藩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中命運的縮影。如用溫睿臨的話來概括，則是“迨遭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50］而明亡後，被人們抬頭捧腳供奉起來的南明諸王，有的猥瑣不堪，［51］有的惟知在殘山剩水間恣情享樂，終日沉湎於醇酒婦人之中，如南京弘光小朝廷的福王朱由崧，在國破家亡後，仍然縱淫樂，用“人參飼犬羊”，及大肆蒐集蟾蜍酥，製造春藥，以“蛤蟆天子”的穢名遺臭萬年；有的雖登上新的王座，卻終日風聲鶴唳，未見清兵蹤影就望風而逃，如抗清英雄李定國等人在西南擁戴的桂王朱由榔，就是一個無能的怕死鬼，每遇大敵當前，惟知一走了事，以致搬遷不定，疲於逃命。順治五年（1648）初，桂王想從桂林西奔武崗，瞿式耜勸他：“敵騎在二百里外，何事張皇？今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且勢果急，甲士正山立，咫尺天威，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可告。若以走為策，我能走，敵獨不能躡其後耶？”桂王聽罷，竟厲聲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52］真乃何其昏庸也！借用近代詞曲泰斗吳梅形容福王的曲語來說，他們不過是“金盆狗矢”［53］而已。清初汪琬述及南明時曾說：“上不知兵，下不用命，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54］他們的結局，是乃祖朱元璋始所未料的。

正在修復的桂王陵，時在1985年。

當然，綜觀明代宗藩的問題種種，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是朱元璋個人制定封王之制的結果。只要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定會搞世襲制，從而不可避免地出現明代宗藩的各種弊端。地主階級——包括他們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是不可能解決宗藩這個大問題的。以清朝而論，開國之初，為了籠絡人心，曾“告諭前朝諸王，仍照舊爵”，［55］背起明朝遺留下來的政治包袱。但不久，他們又終於甩掉它，動輒扣上反清之類莫須有的帽子，加以剪除。但是，可悲的是，“清承明制”，封建政權的本質又決定了大清王朝沿著老路走下去，重蹈世襲制的覆轍，用金絲籠養金絲鳥的辦法，來厚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