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對手則具有控制氣氛的能力，甚至是一條靜靜待著，擺好姿態、伺機躍過來的眼鏡蛇。而到了年底，中國在聯合國恢復席位仍是一件讓毛與周興奮的事情，至少他們的“老朋友”蔣介石為此黯然神傷。

緊接而來的1972年2月的尼克松與毛澤東的歷史性會面，的確真如尼克松所說是“改變世界的一週”。在1973年的歷史上，周恩來對於世界的影響從未像今天這樣大。關於這次會談的歷史性意義的闡述浩如煙海。一種普遍的解釋是，中國與美國因對咄咄逼人的蘇聯的共同恐懼而走到了一起。毫無疑問，毛澤東依然在這場事件中充當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在1970年的緩和口氣使這種會面成為可能，但毛澤東與美國修復關係的慾望並非如周恩來那樣強烈。後者同時還知道，一場有力的外交行動將幫助他鞏固正在獲得的控制權，而這種控制權也更有助於他更大程度的恢復國內秩序。旁觀者注意到在會見美國人時，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愈發糟糕，他的老朋友外交部長陳毅在年初剛剛去世，而他也正全力幫助讓在法國時就熟識的*回到中央，他期望*能夠接替自己的任務，鄧楠說周伯伯一直就是他們家最親密的朋友。周恩來曾對基辛格說，如果美國人試圖理解中國，就必須瞭解*，他努力使這個出身哈佛的政治學權威瞭解中國情況的複雜性。要在整個世界的潮流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間作好權衡，更糟糕的是，在說服別人之前，他還要努力說服自己——他是那麼聰明，但卻面臨著那麼多愚蠢的問題。周恩來總是避免談論自己，由於他謎一樣的性格。他曾經說“對法國大革命，作出評價仍為時過早”，他肯定希望，這句話也適用於他本人。而作為副總理的*在1976年1月15日追悼會上的致辭謹慎地壓抑住自己兄弟般的私人情感，以非個人化的方式陳述了對周恩來的讚揚。而對更多的中國人來說，沒有什麼比丘吉爾對羅斯福的評價更貼切於周恩來27年的共和國總理生涯，在1945年4月17日對下院的演講中，丘吉爾這樣評價剛剛去世的並肩戰鬥的夥伴：“他頑強地日理萬機，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

沒人能描繪周恩來逝世時毛澤東的心情。而*未能逃脫即將到來的厄運，在過去的幾年中，週一直是他的政治庇護人。而毛澤東，很顯然，他懼怕*會篡改他的遺產。

他再次罷黜了*，儘管後者曾經對他如此忠心。而他也同樣讓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張春橋對結果氣憤不已，來自湖南的華國鋒成為了國務院總理。當他寫下“你辦事，我放心”時，就在期待後者能夠提出“兩個凡是”這樣的口號。　。　想看書來

毛澤東與周恩來（7）

現在，他眼前已沒有夠得上威脅的挑戰者，那些追隨他東征西討的將軍們像歷代王朝的功臣一樣晚景淒涼，他利用一些投機分子的權力熱情與百試不爽的群眾運動將他們打翻在地，儘管，他從來就沒看上這些造反派。即使越來越嚴重的帕金森綜合症也未能絲毫影響他對中國政局的牢牢掌握，當他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刻選擇一位所有人都陌生的繼承人，也沒人敢於質詢。

但在最後的歲月裡，一些更為複雜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開，在過去20年中，一次次接一次的運動，與悲慘的生活現實，尤其是在天安門廣場上風雲激盪的四五運動之後，毛主席的偉岸形象開始遭受某種質疑。周恩來與朱德的相繼去世，與頻繁不斷的自然災害，已做出了“一個時代終結”的暗示。

時至今日，關於毛澤東的著作仍層出不窮，甚至他的實際影響也在繼續，2002年在尼泊爾的游擊隊仍地聲稱是毛主義的追隨者，這令他比浪漫的阿根廷人切·格瓦拉更富傳奇色彩，後者似乎僅僅變成了商標，而沒有實際指導意義。毛澤東在世界座標系中，肯定是20世紀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之一。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的歷史，就是羅斯福、丘吉爾、列寧、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歷史。

他在1970年對斯諾所開的玩笑或許最貼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77歲的毛澤東在送老朋友出門時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用四個偉大來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熱衷於他給中國帶來的嚴重災難，中國人習慣偉人身邊的人講述和藹可親的軼事。在整個20世紀史上，他遵循的似乎是源於列寧創造的線索，與斯大林、卡斯特羅、胡志明順序出場，但顯然，他更屬於是甘地、尼赫魯的行列，他們共同締造了第三世界，並試圖將自己的國家推入現代化。很顯然，他成名的時機過晚，因為當他逐漸崛起時，丘吉爾、羅斯福、希特勒主要還在與蔣介石打交道，而他惟一可能的盟友斯大林也懷疑他是個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