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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嘉彥獨自一人在韓府練蕉院內度過了除夕夜，聚精會神溫書備考，兩耳不聞窗外事。長兄並沒有請她加入府內的守歲宴，但也派人送了吃食和屠蘇酒來。韓嘉彥獨飲屠蘇，微醺中倒覺頗有意趣。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元祐六年在一片爆竹聲中到來。這剛跨過年頭，元月初三，朝廷正式釋出敕令，命翰林學士兼侍讀範百祿權知貢舉，天章閣侍制、吏部侍郎兼侍讀顧臨，國子司業兼侍講孔武仲同權知貢舉。

即日知舉官入院，貢院落鎖以禁軍把守，大比進入第一階段——出題。

這段時間，韓嘉彥反倒沒有閉門溫書，出了幾趟門，專程去楊樓、潘樓、狀元樓等茶肆、酒樓、勾欄瓦舍，坐個半日，聽一聽匯聚在場內的舉子們討論可能出的試題，以開闊思想，更好地做預備。

她頗有收穫，尤其是在初七那一日，她於楊樓遇見了一位慷慨陳詞的書生，名喚宗澤，字汝霖，長她幾歲，亦是今次即將應試的舉子。他對西夏、遼國邊事頗有見地，於眾多學子面前痛陳軍事時弊，並推測今次考題可能與邊事有關。

韓嘉彥頗為贊同他的想法，但心中有些擔憂，因他的觀點涉及到了新政革新中最敏感的整頓吏治，如若在考試時不把握好分寸，可能反倒會引發考官不滿而落第。

不過韓嘉彥也並未與他接觸，只遠遠觀望。

十二日，出題已畢。禮部張榜，將正式的引試時間定在正月廿一日。在此期間，是舉子們最後的備考階段。

正月十五上元，汴京城熱鬧非凡，通宵達旦地狂歡，韓府人也大多出門去，到街道上看花燈、賞百戲，品嚐美食。但一切都與韓嘉彥無關，她一人留在安安靜靜的練蕉院內，足不出戶，做最後的備考。只有無父無母亦無家可歸的雁秋依舊陪著她，不吵不鬧。

正月二十，考試前一夜，韓嘉彥最後查驗自己的文房四寶與紙張無礙。長兄韓忠彥當晚來見了她，與她簡單談了幾句，說了些鼓勵的話。他最後道：

“放平心態，中與不中，皆無大礙。大不了三年後再考，你還年輕。”

韓嘉彥笑了，拱手道：“多謝兄長寬慰。嘉彥定會全力以赴，不辜負兄長一片苦心。”

韓忠彥臨走時深深看她一眼，微不可聞地嘆息了一聲。

翌日。引試第一門詩賦進士初試開考。

神宗熙寧變法時，王安石廢詩賦進士，只以經義取士，本意是想獲得更多務實的人才，因為王安石認為詩賦於政事無用。彼時身為新法反對者的司馬光，反倒與他有著類似的見解。不過司馬光認為取士當先重德行，文學次之。文學之中經義為先，詩賦次之。

熙寧前，舉子皆考詩賦，學問範圍極廣，因為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從命題角度來說，也較難重複。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集。裒括其類，豫為義說，左右逢之。因而廢詩賦後才十餘年，數榜之間，所在命題，往往相犯。

進入元祐年間，為革除這一弊病，採取了折衷的辦法，分立經義、詩賦兩科，使天下之士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

詩賦進士與專經進士，此二者的考試範圍不同。

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時務策一般是殿試的內容了。

凡專經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兩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論策如詩賦科。

兩科評定成績的標準為：專經者用經義定取捨，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

按照最初設想，詩賦、經義平分秋色，各佔一半名額；不過事態發展超出估計。自從詩賦科再開，舉子們一窩蜂全選了詩賦。而專經者十無二三。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不兼詩賦者才八十二人。

原因很簡單，詩賦、專經本身取士難度大略相當，重開詩賦意味著朝堂政治走向偏於舊黨，應詩賦，便是順勢之為，至少不會讓考官覺得應試者是個刺頭，有利於取士。

韓嘉彥自不會去做那個刺頭，她也兼詩賦科。第一日詩賦進士初試，考的便是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一共四道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