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

可是，當再從連江口往北展築時，粵漢鐵路公司內部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首先是路款不足，一些工程款被股東拖欠，其次是內部人員關係複雜，股東之間互信度差，一些員工仗著地方勢力的袒護，不改陳規陋習。因而，工程開始變得緩慢起來。工程進度一減緩，各種矛盾便激化起來，路工中搞小幫派的，賭博的，吸食鴉片的，甚至貪汙鐵路財物的現象開始出現，詹天佑深知，凡是事少的時候，問題就會多，這也是他多年來從事鐵路建設的體會，但在此社會變革的特殊時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識，不同的想法，因而也會有不同的做法。他作為粵漢鐵路的總理和總工程師，雖然能以身作則，但很多社會因素造成的問題實在是他無法解決的。

詹天佑安排好連口以北工地現場工作後，不得不回到廣州黃沙的粵路公司，他對黃仲良說：“仲良，為什麼現在已經進入民國共和時代，可是我們粵路公司卻好象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起來，你能告訴我這其中的原因嗎？”

黃仲良說：“詹姆斯，你一心撲在鐵路上，其實粵路公這些問題都是以往積存下來的，這此流蔽已是積重難返。”

詹天佑說：“現在鐵路已修至連江口，但連江口以北，地形更加複雜，條件更加艱苦，作為總工程師，我必須花許多時間和精力在現場解決一些技術問題，可是，現在路款已嚴重不足，要採購的器材已無法採購，還有可能影響到工人工資的發放，你說怎麼辦？我又是這條路的總理，大家有什麼事都找我，我還有多少精力可以用在解決技術問題上啊？”

黃仲良說：“詹姆斯，作為協理，我本來也是要為你分憂解難的，可是粵路公司很多問題確實非你我之力能解決的。在去年，主要還是股東之間的一些問題，可今年與去年不同，除了股東之間的問題外，還有保守勢力與新興的革命黨人勢力都在往粵路公司滲透啊。”

詹天佑說：“既是這樣，這個總理我不幹了，請另外有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人來當，我則全心全意用在工程技術方面，只做總工程師，一樣也是可以為家鄉出力啊。”

黃仲良說：“總理這個角色很重要，以前梁誠之所以不被股東們接受，原因是他在利益表達方面有許多明顯的傾向。而你則不同，你不僅是中外都具知名度的鐵路工程師，而且可以從工程技術角度協調各方面利益，所以大家服從你，認可你。”

詹天佑說：“事情已快到停擺的時候了，我一定要向股東大會提出，我幹不了這個總理了。”

黃仲良說：“如果你不幹總理，我也不做協理。你可以試試看，向股東大會提出你的意見，但我猜想股東大會接受的可能性不高。”

詹天佑說：“不管如何，鐵路修築已受到很大制約，儘管考慮到這是自己的家鄉，但問題這麼大，總要讓股東大會知道。”

於是詹天佑擬了一份辭呈，交給1912年年中的股東大會，結果，果然如黃仲良所料，股東大會推不出比詹天佑更能被各方面接受的總理人選，詹天佑的辭呈當然也就沒有被股東大會接受。股東大會理解詹天佑的處境與心情，授予他在用人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權。全體股東極力換留，詹天佑只得繼續留任總理的職務。

五月份的一天，詹天佑接到廣東都督府的通知，剛剛在南京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回到廣州，要親自到黃沙考察鐵路建設。

詹天佑對孫中山這個名字並不陌生，早在清末，他就知道孫中山是革命黨的領袖，雖然當時屬於兩個不同的陣營，但作為有良知的中國人，他們對國家富強的期盼以及為國家積極貢獻才智的意志都是相同的。接到孫中山要親自到粵漢鐵路考察的訊息，詹天佑感到非常震奮，他讓王秘書把黃仲良叫來，商量接待之事，其時鄺景陽也在廣州，詹天佑也把他叫來一起商量。

詹天佑對他們二位說：“都督府通知說，孫大總統要來視察鐵路，此非小事，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鄺景陽說：“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的時候，就發表了很多言論，提倡繁榮經濟，發展實業，還特地提到鐵路建設。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現在南北議和剛剛達成，我在北京聽說，北洋方面與南方革命黨人還沒有完全的互信，各方面力量都在暗中角力，孫中山在南方有很高威望，受到革命黨人的擁戴，但袁大總統那邊還是對他有很強的心防啊。”

黃仲良說：“這樣看來，接待孫中山還是要謹慎一些，千萬不能授人予口舌啊。”

詹天佑說：“正是考慮到這些，我才請二位來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