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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後醍醐天皇，達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巔峰，眼看幕府滅亡，無論公卿、武士還是平民全都拜倒在自己腳下，他心中的得意可想可知。如果此公就此嚥氣的話，大概會成為日本歷史上罕見的一代英主吧，只可惜，他隨即展開的所謂“建武新政”，直接引發了地方豪強的叛亂。

建武是後醍醐天皇復位次年（1334年）所改的年號，但實際上各種改革措施從他進入京都後就開始了。他首先重開被廢黜的天皇秘書機構——記錄所，並設“恩賞方”以頒佈獎賞措施，釋出“諸國平均安堵法”，隨即廢除攝政關白職位，將行政權力徹底集中到自己手中。

剛從河內志貴山迴歸的大塔宮護良親王被任命為徵夷大將軍，輔助改革，此時這一職務已經變成了榮譽頭銜。足利高氏因為臨陣倒戈，並煽動各國的源氏起義，被宣佈為功勳第一，他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放棄了北條高時所賜的“高”字，受天皇賜與“尊”字，更名為足利尊氏的。尊氏還被任命為正三位參議，封地武藏、常陸、下總三國，為鎮守府將軍。新田義貞敘從四位上職，封地越後、上野、播磨三國。楠木正成敘從五位下職，封地攝津、河內二國。名和長年、千種忠顯以下諸人根據功勞大小賞賜。

從整個倒幕運動來說、出力最多的無疑是楠木正成，但是“惡黨”的出身使他被武士階級和公卿階層構成的上層主流社會所輕視。在天下初定、人心不穩的情況下，後醍醐天皇也不敢過分提拔正成。試想，讓一個出身“惡黨”的人平步青雲，陡然爬到傳統武士們的頭上，不知又要引發出多少麻煩了。也正因此，中興功勳第一的殊榮賜給了源氏名門的足利尊氏。

值得一提的是，在護良親王很有遠見的建議下，任命北畠顯家為陸奧守，與其父北畠親房一同輔佐皇子義良親王鎮守奧州，任足利直義為相模守，輔佐皇子成良親王鎮守關東。在之後的時間裡，這兩個人由於地位重要，都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人物。

應該說，“建武中興”初期的分封格局還是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然而倒幕戰爭的迅速勝利，積壓了上百年的各階層的矛盾並未因戰亂而被逐一掃清，只有暫時緩解。但是後醍醐天皇的改革卻沒有使局面得到改善。

當時的日本社會，武士階層佔有最廣泛的經濟基礎和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朝廷公卿根本沒有捲土重來的社會基礎，後醍醐天皇之所以倒幕成功，本來就是利用了武士階層和廣大百姓對鎌倉幕府及北條氏執權腐敗統治的厭惡，那麼在天下大定以後，就該建立清明的政治，並且還武士階層與百姓安定、富足的生活才對。然而後醍醐天皇的改革並沒能改善廣大武士和平民的生活。他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朱子學，他靠朱子學說實行專政，後來也因朱子學說而倒了大黴。

中國宋代的朱子學說於鎌倉中期經留學南宋的僧人傳入日本，這種學說鼓吹“三綱五常”、“大義名分”，宣揚掌握王權的“王者”擊敗有實力的“霸者”乃是正義之舉。後醍醐天皇極為推崇朱子學說，曾特召禪僧玄惠入宮講解《新注》，北畠親房、日野資朝和日野俊基等人都是玄惠的門徒。朱子學說認為只有天皇才是日本真正的統治者，公卿百官是其輔弼，而武士只不過是公卿們豢養的看門狗而已——然而這是皇權凋敝的日本，而不是中國。武裝掌握在武士們手中，土地也大多被各級武士們所控制，這樣的環境下，歷史能退回到幕政以前的平安時代去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想當初，天下人由於不滿鎌倉幕府的統治而支援了後醍醐天皇領導的倒幕運動，指望新政權關心他們各自階級和階層的利益，滿足其要求，但結果事與願違，當然會大失所望。建武政權建立後，天皇在政權分配上，大力起用諸皇子和貴族公卿，對他們委以重任；對有功武士除個別人外一般則相當冷落。天皇將廣闊的北條氏領地的絕大部分分給皇室，竭盡全力恢復貴族、寺社的土地所有權和對莊園的統治權。而對大多數武士的土地要求，不但未予理睬，還清理陳年舊帳，要把“文永、弘安之役”以來被武士們逐漸侵佔的土地收回。天皇還大興土木，修築宮殿，向西國地頭攤派稅款和徵用勞力，地頭則將這些負擔轉嫁給農民。建武新政的所作所為，不僅使絕大多數武士極為不滿，也激起了農民的反對。

按照《太平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