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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著朱元璋的即位告祭文。該文在許多文獻中都可見到，但具體內容略有不同，其中《明太祖實錄》所載為：“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勘定……廬州左君粥、安豐劉福通……等，愜兵息民于田裡。“這裡明確將“安豐劉福通”作為被朱元璋徽定的群雄之一，可見朱元璋自己也承認劉福通是亡在他手上的。這就等於說明，潘捏章的推論“福通蓋非死於珍者也”是正確的。當然，對於朱元璋即位告祭文中提到劉福通之名，還可以做出其它解釋。例如王世貞認為：“史惟稱劉福通而不及韓林兒。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蓋諱之也。”不過這與潘#1章的解釋並無矛盾，只是關注的間題有所不同而巳。王世貞關注的是告祭文中本應寫作“安豐韓林兒”的地方寫成了“安豐劉福通”，所以他說“蓋諱之也”。潘梗章關注的是告上帝文中提到劉福通之名這一事實，因此他說“福通蓋非死於珍者也”。因此即使承認告祭文中有隱諱，這也不能成為開脫朱元璋的理由。應該看到，劉福通是龍鳳政權的丞相，朱元璋又出身於紅軍，對於劉福通之死，朱元璋同樣需要隱晦，然而事實上在告祭文中卻沒有隱諱。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可能在於：既然韓林兒之名必須隱諱，如果再將劉福通之名隱去，此事便沒法記了。於是只好避重就輕，只言劉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祖親赴援之，先常遇春引兵至福通，不提韓林兒。

除了潘檉章指出的以上兩方面，“安豐說”還存在另外兩個明顯疑點。

其一，呂珍如果能夠殺死劉福通，他為什麼沒有同時殺死韓林兒？在龍鳳政權中，韓林兒是皇帝，劉福通是丞相，韓林兒的地位至少在名義上比劉福通高。當安豐受攻時，韓林兒、劉福通二人皆在城中。攝諸情理，呂珍若能破城殺死劉福通，他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韓林兒，即使不將其殺死，至少也會將其帶回去請功。然而結果卻是韓林兒既未被殺，也未被呂珍所俘，反而被遲列的朱元璋帶回了滁州。如果相信“安豐說，‘，這種現象實在沒法解釋。

其二，《元史》為何不載此事？劉福通在元末是個著名人物。對於這樣的人物，明朝洪武年間修的《元史》中理應對其結局有所交待。然而《元史》記韓林兒、劉福通，只記至至正十九年元軍攻佔沛梁。“劉福通奉其偽主遁，退據安豐’，便沒了下文。《元史》這樣記，顯然不能用作者的疏忽來解說，當時參預修《元史》者水平皆不低，不該犯如此低階的錯誤。於是最合理的解釋便是要隱諱。然而隱諱什麼呢？很明顯，只有劉福通之死與朱元璋有關，才有隱諱的必要。倘若劉福通之死與朱元璋毫無關係，朱元璋只是未能來得及救他，據實直書不僅不會對朱元璋的聲譽有什麼損害，反而更能說明他的仁義。有這等好事，明初君臣又何樂而不為呢？

對於我們而言，既然已經知道《明太祖實錄》記載劉福通結局的文字有諸多疑點，那麼對荃於此文字的“安豐說”，又怎麼能夠輕易相信它就是實情呢？

，劉福通死於瓜州渡的具體原因，依（庚申外史》的記載是，’遇風浪掀舟沒”，屬於意外事故，而在寧王朱權奉敕編撰的《通鑑博論》中，則是被人為地淹死。該書卷下1載：“是歲（按指至正二十六年），廖水忠沉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二者相較，應當說《通鑑博論》的說法更符合情理，當為真實歷史的反映。之所以這樣講，乃是因為，如果韓林兒果系死於意外事故，朱權奉軟編撰《通鑑博論》，沒有必耍將此事“栽贓”到廖永忠頭上，因為這樣勢必會使朱元璋擺脫不了干係。至於《通鑑博論》在這裡只提到韓林兒，並未提劉福通，則可理解為是出於文字省略，因為從《庚申外史》的記載看，劉福通此時是與韓林兒在一起的，所以他們應當都是被廖永忠沉舟淹死的。

《明太祖實錄》在靖難以及朱棣登基等方面的失實，不是我們這裡所要討論的問題。至於該書中隱諱朱元璋的過失和惡行，亦包括很多方面，而掩蓋朱元璋與龍鳳政權的關係，則為其中最突出者之一。該書中不記至正二十三年後韓林兒的情況，對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