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能要二方面軍渡金沙江與四方面軍會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統一戰線政策及北上戰略方針的正確，以及一方面軍（含紅十五軍團及陝甘地區紅軍）在陝甘地區勝利的發展，對全國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響。第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軍長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張國燾鬥爭的結果。朱德同志在同張國燾鬥爭中，在政治上、組織上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內鬥爭原則，啟發一些受張矇蔽的幹部的覺悟，但又不同張國燾決裂，……避免事態更復雜化，這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四方面軍廣大幹部戰士日益覺悟，西康中部人少糧缺，不能容納大兵團長期留駐，迫使張國燾不能不作考慮。第四，紅二、六軍團在雲貴地區積極活動的形勢及所造成的影響，不能不迫使張國燾同意朱總司令的意見。但這一切，對張國燾來說，都是客觀影響，後來並沒有使張國燾回到中央正確路線上來。

我們在南北盤江搞根據地的架勢，敵人也看出來了，就部署新的圍攻。由於敵長途與我作戰，被我殲滅，死的、傷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員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帶出來的兵員，新到這層巒疊嶂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敵人不如我軍之耐苦及適應地區生活（當時我軍多為湘西籍，又吸收許多貴州籍士兵），所以士氣不高，行動較緩慢。賀龍同志為首的軍分會（軍分會受中央軍委和省委雙重領導）就決定經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軍已拉開了在南北盤江站穩腳的架勢，突然來個向西，就擺脫了強大敵人的追擊。但進到昆明北面百餘里準備渡過普渡河的時候，遇到強大的滇軍的堵截，打了個惡戰，西渡未成。我們就從普渡河向南，轉向昆明附近，又擺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勢，打個圈子轉到昆明以西，繼續西進，就把堵截的滇軍主力甩到後面了。從此，雖然後有追兵但前無堵敵，行動就主動得多了。由於雲南敵人對我們有個錯誤的判斷，說紅軍沒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軍接近雲南的時候，令各縣迅速構築碉堡，修理城垣，把各縣重要物資運存於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團隊守備。但這些團隊訓練不良，我們分兩路前進，先頭部隊猛打猛衝，攻佔祿豐、楚雄、鹽興、姚安、祥雲、賓川、鶴慶、麗江等數城和無數碉堡，吃的穿的，無所不有。“因糧於敵”，士氣旺盛，雖然日行百里，而體力強壯，士氣高昂，從盤縣東進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過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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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二、六軍團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4）

當著中央紅軍在1935年要過大渡河的時候，蔣介石在昆明親自部署大渡河地區的會戰，電令部屬，說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沒之地，紅軍進入彝漢雜處、山川阻隔和地形險峻的絕地，糧食困難，必蹈石達開之覆轍，要他們不失時機，建立“殊勳”云云。蔣介石和帝國主義御用的一些歷史家們，也學著蔣介石的濫調，大放厥詞。然而，紅軍的勝利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宣告了他們唯心史觀的破產。所以，在二、六軍團快渡金沙江的時候，他們噤若寒蟬，再不敢作愚蠢的預言了。只有獨夫民賊蔣介石以無可奈何的心情，帶著雲南土皇帝龍雲，乘坐帝國主義賞賜的飛機，在金沙江南的鶴慶、賓川、麗江一帶上空，沒精打采的盤旋，作一番“黔驢技窮”的表演而已。我們過江後，雲南軍隊雖然跟上來了，但到了金沙江邊也望江興嘆了。在二、四方面軍會師後，李伯釗等同志演了一個戲，叫《破草鞋》（黃鎮同志在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編劇），說敵人追到金沙江邊，只揀到紅軍丟下的一隻破草鞋，就收兵了。這是一出有政治意義的生動的諷刺劇，說敵人一無所得，紅軍勝利北上了。當時，我們看了這場戲都很高興，直到現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長征途中，我們雖然消耗很大，但補充也很多。過金沙江，我們還有一萬八千人。渡金沙江後，翻過大雪山，4月30日，到達中甸，進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區，分兩縱隊向甘孜前進。二軍團為左縱隊，經得榮、巴安、白玉，於6月30日，在絨壩岔與四方面軍的三十軍會合。六軍團為右縱隊，經定鄉、稻城、理化、瞻化，於6月22日到甘孜之蒲玉隆與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部會合。見到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張國燾和總司令部人員及四方面軍一部分高階幹部。

7月2日，二、六軍團齊聚於甘孜，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了。就在這時，黨中央命令紅二、六軍團組成二方面軍（將三十二軍編入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關嚮應為副政委，我為副總指揮。從此，我們就用二方面軍的番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