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援說：“對於紅軍的圍剿，書上說的不多，反正是因為藩鎮抽不出力量圍剿紅軍，所以紅軍才坐大的。”

聽到這裡，吳宇忍不住發話了：“我來補充兩句吧！南京政府建立初期，並沒有把**勢力的發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來考慮。對蔣介石來說迫在眉睫的，是他的把兄弟馮玉祥和閻錫山，還有在西南虎視眈眈的李宗仁，甚至四川軍閥劉湘，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比**重要。因此，**在各地的發展，特別是在江西、福建的發展，確實令蔣介石惱火，但並未對蔣介石造成致命威脅。***在《中國的紅**域為什麼能夠存在》等文章中，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可以說，紅色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就是在這種空隙中出現的。”

“但是，紅軍對蔣介石畢竟是一種威脅，特別是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蘇區，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因此，從1930年開始，蔣介石組織了對中央蘇區的數次圍剿。”喝口水潤潤嗓子。

“平心而論，蔣介石在一、二、三次圍剿中，並未投入全力。我們可以看看圍剿蘇區的時間表：第一次圍剿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第二次圍剿1931年4月至5月，也就是現在；第三次圍剿1931年7月至9月；第四次圍剿1933年1月至3月；第五次圍剿1933年9月至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第一次圍剿時，蔣、馮、閻中原大戰的餘波未定，蔣介石對各個地方實力派的舉動比對紅軍更重視，還不敢傾全力剿共，投入圍剿的兵力不但沒有蔣氏嫡系，而且實力極差。第二次圍剿時，正值古應芬、林森、鄧澤如、蕭佛成四監委因胡漢民案發表《彈劾蔣中正提案》，對付國民黨內的反蔣力量使蔣介石應付不暇，自然也不可能傾全力剿共。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的反對派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成立了同南京對立的廣州國民政府，由唐紹儀、鄧澤如、鄒魯、古應芬、汪精衛、孫科、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組成，汪精衛任主席，9月初，廣州政府以50萬元收買了石友三反蔣，兩廣軍隊北上出擊，進攻湘贛，佔領了衡陽、郴州，蔣介石只得先放下**而去平息兩廣。因此，一、二、三次反圍剿，紅軍能夠取勝，與國民黨新軍閥的內部爭鬥不無關係。”吳宇看看周圍在聽的人都聚精會神，不免有點當歷史老師的感覺，於是更加賣力地說了起來。

“後來的第四、五次圍剿，蔣介石確實是想一口吃掉**。但日本對熱河的進犯（1933年1月日本攻佔山海關，2月進攻熱河），使得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軍政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長羅文幹、內政部長黃紹紘等一批大員都到北平商討熱河抗戰問題，長城沿線戰事一開，蔣介石不會不受到影響。第四次圍剿草草收場，與此不無關係。第五次圍剿的過程中，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李濟深等組建了福建人民政府反蔣（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使蔣介石暫時放鬆了對蘇區的進攻，**沒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打破圍剿，實在是一大失誤。蔣介石在平息了福建事變後回過頭來收拾紅軍，終於使他把紅軍趕出了江西。”

“到紅軍突破湘江，開始戰略性轉移之時。蔣介石無疑大大鬆了一口氣。在蔣氏的眼裡，**離開了江西福建，就已經成不了大氣候。因此，隨後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在很大程度上是別有用心，追而不擊，從而藉機插手兩廣西南諸省。對薛嶽尾追紅軍但卻要求其保持距離的命令，就反映了蔣氏的心理。配合中央軍堵截紅軍的桂系部隊，在空中偵察時發現佔絕對優勢的中央軍對紅軍追而不擊，同時又收到其內線電報，謂蔣介石採楊永泰一石三鳥計謀，準備大舉進軍兩廣，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大為惱火，下令桂系軍隊讓開通道讓紅軍透過，只是象徵性的掐了個紅軍尾巴。廣東陳濟棠也深知‘匪存我存，匪亡我亡’的道理，放紅軍過路。至此，‘剿共’演變為南京政府控制西南、西北的軍事行動。”吳宇說道這裡停下了，看著一張張求知的臉大衛感嘆：是不是講的太精彩了？怎麼都這麼愛聽啊？早知道老子改行當歷史教授去了。

幾個人見吳宇停下來，以為吳宇講累了，有是敬菸又是遞酒，嘴裡還不停地催促吳宇快說。

吳宇叼著趙洱乃遞過來的長壽菸，端著鄭海和倒滿的啤酒杯說：“南京政府藉機控制西南、西北的軍事行動是有根據的，就拿蔣介石親自坐鎮貴陽、昆明來說，與其說他是要指揮對紅軍的圍剿，不如說他是藉機要把中央勢力擴充套件到西南。在對紅軍的所謂圍追堵截中，蔣介石先到四川，實際上是同劉湘討價還價，使中央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