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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在外面讀研究生，但是我知道父母親為投資的事情吵得很厲害。1946年底的一天，我們開車去看望二叔公。母親再次規勸父親清算他的股票，父親不同意。他們吵得很厲害。最後，父親說：“別再強迫我了。否則，我就開車撞牆，殺了全家！”

到最後，他的經紀人迫使他對資產進行清理，因為這時他連自己的原始資本都賠進去了，股票比他五年半之前開始買股票時的市值還要低。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密友，自信的薛壽萱先生這時都沒有辦法幫他，因為薛先生和他的處境相同。只是薛先生擁有更雄厚的資本，在這場金融鉅變中還可以挺得住，不過好幾個跟著他做股票的親戚，老本都賠光了。

父親於1946年聖誕節，在灰心失望中回到上海。他希望從自己在中國的資產中清理出一部分，來開始在美國的新生活。但是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他進展甚微。因為他名下的財產在他出國期間，都是交由他的姐姐張智哉代為保管的。抗戰勝利後，張智哉自己的處境也不好（她在戰亂中，曾把不少固定資產過戶在別人的名下以求得到保護，但是這些固定資產有不少在戰後被政府沒收了）。他分揀了他收藏的珍貴錢幣，把其中最好的2000枚帶到了美國。

更可悲的是，從他1947年4月回美國之後，壞訊息就一直不斷。

1942到1946年間，他做股票生意掙了很多錢，他以為憑藉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是會免稅的。但是一回到紐約，他發現這是個錯誤。美國稅務局給了他一張四萬美元的稅單。他的心都碎了，整個家庭也為之驚恐不安，因為這筆稅單將把我們僅存的寶貴家產抵消殆盡。我聽說了他的經濟災難，當時我在學校，我立即決定從學校出來，去找一份工作。我同時也下定了決心，一輩子都老老實實地工作和投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過分貪婪。由於上述的原因，父親沒有留下什麼遺產，我和弟弟澤璉在大學畢業之後，全靠獨立奮鬥去完成自己的事業。也許我對於1946年經歷的這場災難矯枉過正了，以至於我一輩子都沒有借過錢，甚至沒有過房屋抵押貸款。只有一次例外，1954年結婚度蜜月時借過400美元。

14。張靜江、張叔馴在海外的滄桑歲月（4）

當時有一位很有錢的中國商人，相信人們在戰後一定會對中國的古董有很大的需求。他希望在紐約開一家古董店，請父親收集一份詳細目錄，並且請父親來經營這個店。我一直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誰，因為父親是在上海與他會面的。無論如何，這是這個陷入金融絕境的家庭唯一的一點希望。也許父親透過這次冒險可以重操舊業。經過幾個月的籌備之後，“東方良藝”商店終於在1947年春天開業了。我不記得太多的細節，因為當時我在紐約城外的一家工廠當工程師，也不經常回家。就我所知，這家古董店差不多在開業後的一年左右就倒閉了。自1948年1月份起，父親就開始生病，時好時壞，卻不知道自己已得了肝癌。

他於1948年5月29日逝世，當時我和我學校的一個朋友汪國瑞在他的身邊。商店垮掉了。如果他身體好的話，這個店還能起死回生，因為他對古董生意非常熟悉，而且當時美國的經濟已經開始復甦。

據醫生推測，父親在最後一次去上海的途中吃了受汙染的食物，感染了病毒，損壞了肝臟。我卻強烈地感覺到真正的原因是生意上的失敗，造成他頭腦的極度緊張，這嚴重損害了他的免疫系統，給癌細胞以發展的有利時機。同時，他也沒有了活下去的念頭，仍舊在為他在股市上的錯誤而傷心。

母親請薛壽萱先生的助理盧子深先生幫忙安排葬禮。

我強烈建議葬禮簡單一點兒。但是盧先生在媽媽的首肯下，無視我們的困境，在一個高貴的殯儀館舉行了葬禮。他們的理由是：在紐約中國人的上流社會里，我的父母是一對非常受尊敬和歡迎的夫婦，是有身份、有影響的人物，葬禮的場合必須符合我父親的身份和地位。盧先生的眼光很準，服務很到位，大廳裡放滿了鮮花、花圈等，只剩下站的地方留給前來哀悼的中外朋友、親戚、生意上的客戶和熟人。來自聯合國與華盛頓的一些中國官員和職員也來了，甚至連我的好多同學都來了。

因為父母的作風誠摯、直率而謙遜，所以他們一起在紐約的這9年裡，贏得了所有相識的人的尊重。他們合群、熱情、慷慨，在玩撲克牌和打麻將的時候也從不小器，更別提那些嚴肅的事情了。簡而言之，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