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但商鞅的情況不同於此。他做的所有這一切，都是圍繞專制、集權和獨裁來設計和進行的。既然要專制、集權、獨裁，那就不能讓人民有言論自由。因此，商鞅不但是不準議論他的法令，而且是根本就不允許有任何議論。在他心目中，人民是隻有義務沒有權利的。他們只不過是君王實現霸業和帝業的工具和武器。既然不過是工具和武器，那你議論什麼？遵命執行就是！

這就是所謂商鞅變法了。由於他及其支持者的獨斷專行，變法之後的秦國，上有獨裁君主，下有芸芸眾生，中有官僚機構，全國通體實行郡縣制，遍佈軍隊、特務和警察。秦，變成了一箇中央集權和軍事獨裁的準帝國。誠然，將邦國改造成一個由國王透過官僚機構直接統率全民的“準帝國”，不是秦的特創，也不是秦的首創，更非商鞅一人之功。所謂“禮壞樂崩”，實際上就是說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已經崩潰，邦國變成帝國已經勢不可擋。事實上，吞併了其他邦國的諸侯，早已不再分封子弟；取代了諸侯的大夫，更不願重蹈覆轍。也就是說，制度的變革，已是大勢所趨，只不過秦國走在前列而已。亦如黃仁宇先生《中國大歷史》所言，當其他國家還在“片面改革”的時候，秦國已是“全面的翻新”。這並不奇怪，因為秦國原本就與眾不同（與眾不同的還有楚，這裡不細論）。其他那些諸侯國，大多是按照西周封建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每個國家差不多都是一個微縮的周王朝，國君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政權其實掌握在卿大夫手裡，即所謂“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於是有三家分晉，有田氏篡齊。秦的政權卻一直掌握在國君手裡。也就是說，他們實行的本來就是軍事集權制，商鞅的變法只不過推波助瀾，使之更上一層而已。

因此，秦最終奪取了天下，只能歸結為秦國有當時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說，他們把這個新制度建設得最徹底，也運用得最徹底。這個新制度，就是初具規模的中央集權制。或者準確地說，國君集權制。這樣一種被黃仁宇先生稱之為“極權主義”的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集中國內的資源和財富，最大限度地激發民眾的生產潛力和戰鬥勇氣，並保持一種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集體性格”，從而使秦王國在優勝劣汰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最終消滅六國，建立一統天下的新政權。

現在要做的，只不過將“地方集權”（邦國集權）變成“中央集權”（帝國集權）。這對於秦人來說，其實駕輕就熟。如果說還要做什麼的話，那就是把其他六國的兵器全部運到咸陽，集中銷燬，鑄成十二個金人（銅人），以示徹底告別武力社會，永不興兵。大秦帝國誕生了。中國從此進入權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