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變化。”

為了論證他的觀點，他說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1988年10月，由巴西政府控制的國家鋼鐵公司所屬的軍用特種鋼廠工人在廠區罷工，該廠在里約熱內盧北部沃爾塔雷東達，是南美最大的鋼鐵廠。2500名憤怒的鋼鐵工人控制了廠區，要求提高工資，將工作時間從每天8小時減少到6小時。工人與當地警察的衝突不斷升級，以至於不得不召來軍隊彈壓。在爭奪廠區的戰鬥中，3名工人被打死，36名工人受傷。巴西軍方指責工人進行了一場“真正的城市游擊戰”，工人們為保衛國家給他們的職業和福利，用石頭、莫羅托夫燃燒彈、鐵棍和輕武器反擊。直到1985年才結束了經過長達21年的軍事統治，執政的軍事長官對該大型鋼鐵廠的控制看得非常敏感，把沃爾塔雷東達市看成“涉及國家安全之城”，而且將城市市長由政府指定。弗雷林為我講述這一切後，突然加了這麼一段話：“差不多在那次流血罷工4年後，也就是柏林牆倒塌後，同是那些國家鋼鐵公司的工人們提出要求——是他們要求——將工廠私有化了，因為他們懂得，這是保持工廠的競爭力及讓他們多數人保住飯碗的唯一出路。現在國家鋼鐵公司已完全私有化，並以一家主要股東的身份參加了對巴西其他國有工廠的私有化改造。”

弗雷林的談話像一道閃電劃過我的腦海：他說得太對了！柏林牆不僅是在柏林倒塌，它在東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倒塌了，幾乎在同時對所有國家和公司都造成衝擊。我們看柏林牆的倒塌主要集中在東方，因為它的戲劇性，後果也變得非常明顯：一道水泥牆在晚間新聞中崩潰了。但事實上，類似的不明顯的牆在世界所有範圍內都垮了。世界各地所有的牆一垮就垮出了個全球化時代，使世界結合成整體成為可能。於是這就引出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力量推倒了牆？或者像我的小孩問的：“爸爸，全球化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這樣開始回答：冷戰世界猶如一個廣袤無垠的平原，但被無數縱橫交錯的柵欄、城牆、深溝和絕壁分割得支離破碎。在那個世界，有柏林牆的阻擋、有鐵幕的間隔、有華沙條約、有關稅壁壘和資本控制，不可能走得太遠，更不能走得太快。在牆和柵欄的背後，國家可以找到許多隱藏的地方，以便儲存他們獨自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方式，使他們能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中生存。他們有非常不同的經濟體系，一箇中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一個福利社會的經濟、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或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他們同時也保留形式多樣的政治體制——從某種方式的民主體制到獨裁或開明的權力主義到君主制和極權主義。不同的體制有不同的方式，甚至黑白分明，因為有各種各樣的牆在後面保護著他們，而他們要衝破這些牆也並非易事。

隨著牆的倒塌，出現了三個基本的變化——我們如何通訊、如何投資、如何瞭解世界的變化。在冷戰期間這些變化就開始形成並受到培育，到80年代後期才得到長足進展，並最終形成一股強大到足以將冷戰期間建造的所有牆壁摧毀的旋風，使世界可能成為一個單一、完整、開闊的平原。現在，這個平原每天都在加寬，變得更平坦、更開放，將更多的牆摧毀，將更多的國家吸引。那也是為什麼現在不再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而只有一個“快速世界”（一個寬闊平原的世界）以及“慢速世界”（就是那些被拋在路邊、或有意選擇透過築高牆挖深溝與平原隔開的國家）的原因，因為他們覺得快速世界太快了，使人害怕，讓人感到不公平，提出的要求太多。以下講述它是如何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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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華爾街在震顫中衰敗（2）

技術民主化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薩默斯曾告訴我關於1988年他在邁克爾·杜卡基斯總統競選班子裡的事。某天他被派到芝加哥城代表杜凱迪斯發表演講。在芝加哥，杜卡基斯競選班子派給他一輛車，車子裡傳出“你坐好了吧”的聲音，像是電話裡傳出的聲音。

“在1988年，我想，如果能在車內裝有一個微型電話就好了，”薩默斯回憶說，“我可以給妻子打個電話告訴她，我是在車裡給她打的電話。”

9年後，到了1997年，薩默斯因財政部的事而出訪西非的象牙海岸。他此次官方訪問的部分內容是出席在首都阿比讓河流上游一個村莊的衛生專案的奠基儀式，該專案由美國政府資助，村裡正在打第一口飲用水井，外人只能用掏空樹木製成的獨木舟方可到達該村。薩默斯，這位從美國來的大人物，被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