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扭轉的。當時的共和黨人西奧多·羅斯福接任總統後，就立即向大企業、大財閥開戰，要求“公平交易”，透過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打破壟斷，保護勞工的基本權利。後來經過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時期，聯邦政府透過稅收、福利等一系列政策，劫富濟貧，使得財富有了更加公平的分配，使弱勢階層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證。�1990年代的經濟高度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經濟泡沫、貧富分化，常常被人拿來與19世紀末的“鍍金時代”相比。但是，這裡有個本質的不同。在19世紀末，一個工人要是出了工傷，老闆第二天就可以將之解僱，一分錢也不給。換到現今，老闆往往得管人家一輩子。現在美國的一個正式工人，有醫療保險，有社會安全基金（從中提取自己的退休金），子女上大學有政府貸款或各種獎學金，失業還有救濟。如今的貧富分化，是在“新政”以來的一系列福利制度的框架之中發生的，甚至是在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任上加劇的。再透過制度對之進行修正的空間已經很小。�所以，本書討論的，主要是這種貧富分化背後的文化動力。過去的財富和權力，透過繼承而來的成分甚大。如今的財富和權力，則是透過教育而來。富裕階層之所以能逐漸穩固他們後代的社會地位，並不主要是因為他們留下了多少遺產，而是他們利用自己的經濟資源，對孩子從小進行嚴格的訓練。等他們的孩子長大後，作為個體具有超人一頭的才能，靠自己就能在競爭中獲勝。�為什麼會如此？首先，如今的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不斷創造出新的財富。而且新財富總是比舊財富大得多。要守成已經沒有什麼可守的了。關鍵是要有創新的能力。下一代重要的不是有錢而是有本事。第二，如今的全球化突飛猛進，競爭的規模一下子大了許多，獎賞也大得多。有能力的人，一贏就是全球的贏家。同時，全球化促使美國的產業結構迅速轉型，製造業已經成為“瀕臨絕種的物種”，紛紛移往第三世界。過去美國的工人，是世界的貴族工人，即使他們和其他國家的工人乾的是一樣的活，但就憑自己是美國人這一條，別人做夢也別想達到他的生活水平。但全球化把大家競爭的起點越拉越平，貴族工人的位置坐不穩了。許多美國人丟失了過去穩定的工作，或者不得不接受低工資。�

序（3）

美國的富裕階層，很快看明白了這一點：將來一切競爭都是全球性的。我們的孩子必須有全球的競爭力。他們不僅相信製造業正在本土消失，當工人已經沒有任何前途，甚至覺得一些高度技術性的工作，如資料處理、會計分析、製圖等等，也早晚要外包出去。因此，他們的下一代，必須佔據最高階的、非工具性的工作，並且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最優異的。於是，創造力、想像力、領導才能、人文價值、藝術品位等等綜合性素質，成為他們從小訓練孩子的根本。我們已經不能再說美國的家長不重視教育了。從暑期班、週末課程，到我女兒上的這種私人鋼琴課，許多美國的家長，從三四歲就督促孩子一個班一個班地上。甚至不惜一個家長辭職，專門在家監督孩子的功課。耶魯的一個社會學教授私下對我說，這種現象，十足地體現了美國人對全球化的焦慮。�這樣的競爭，當然不能全被富人壟斷。畢竟讀書還要靠孩子自己。孩子不爭氣，你投下幾百萬還是白燒錢；孩子爭氣，家裡窮照樣出頭。比如像我自己的家庭，夫婦兩人都是耶魯的博士，如今一個人剛剛工作，收入絕對在當地的平均水平以下。但和大款的孩子競爭，我們並不覺得有多大劣勢，因為我們家庭中有自己的文化資源、價值觀念。我們從來不覺得自己對人的理解比一個大款低。�但是，如我書中所言，富人的優勢雖然不是絕對的，卻是明顯的。首先，當今的富人，大多數是1960年代以來崛起的教育精英，本身受的訓練甚好，知道怎麼教育孩子。第二，美國的普通教育是學區制，經費由本學區的納稅人提供。富人區錢多，學校就好。學校一好，更多的富人會為了孩子的教育搬進來，結果進一步抬高當地房價，窮人就更別想住了。相反，窮人的區沒有錢，學校勉強維持，質量越來越差，最後有點經濟能力的人為了孩子都搬走，使這個地方越來越窮。所以有人說，現在美國已經沒有什麼種族隔離，但卻有貧富隔離。窮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個地方，生活在兩個世界。第三，富人有錢，給自己的孩子在課外創造了各種機會。從這個班、那個班，到高階夏令營、海外學術旅行、SAT考試準備、申請大學諮詢等等，動輒幾萬美元就花下去。那些每年花兩三萬送孩子進私立貴族學校的就更不用說了。可以說，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