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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了沒有及時採取行動的校車司機。但那個司機反告學校:我們在業務培訓時講得很清楚,雖然孩子在那裡亂作一團,但我如果動了任何一個孩子一個手指頭,我就犯法了。我惟一可做的,是用攝像機錄下全過程。我一切都按工作規則做,怎麼能夠因此被解僱?在另一個學校,老師發現班上大部分學生的期末讀書報告抄襲,給了這些人不及格,結果家長大怒,告到學校。最後學校推翻不及格的成績,老師辭職。在紐約,讓一個擾亂課堂秩序的學生停學幾天,要經過幾個月的法律程式,結果學校乾脆就不處罰學生。�在這樣一個“軟”的世界中,你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樣的系統能夠造就出什麼人來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當這些學生畢業後走向社會,馬上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硬美國”:你沒有本事就找不到工作,工作表現不好就被解僱,甚至有時忠於職守也會丟掉工作。在戰場上,你稍一疏忽就命歸黃泉。美國在發達國家中,依然是競爭最自由、最殘酷,老闆炒僱員最無顧忌的國家。美軍的訓練,常常像是中世紀的酷刑。在這樣一個硬碰硬的環境中,那些不成器的孩子不得不自我重生。最後存活下來的,自然都是好樣的。�

野蠻反叛文明(2)

“軟美國”和“硬美國”雖然並行於當今的現實中,卻各有各的歷史脈絡。美國本來是個“硬”地方。建國之前的新大陸環境就非常嚴酷。新移民上岸後,在陌生的土地上耕種,第二年收不上東西來,馬上就餓死。但是,這裡沒有歐洲那樣壓制性的政府,你無助但自由。成功會帶來無限度的獎賞。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迅速擴張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那時大家奉行的哲學,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工人幹活,一週的工錢常常不足4美元,得病就被解僱,工傷就回家,拿不到一分錢,死了白死。年輕人中只有10%有機會上高中。但幸運者卻能夠取得在歐洲不可能想像的成功。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卡耐基(AndrewCarnegie)都是在這個時代創立了自己的王朝和一個嶄新的經濟。當今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AlanGreenspan說,雖然摩根1914年就去世,但他幫助美國贏得了“二戰”。沒有他把英國的資本引進美國、建立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美國在“二戰”時就沒有取勝所必須的工業基礎。洛克菲勒創造性地開發了石油的工業用途。在他之前,這個黑金幾乎沒有經濟價值。卡耐基則一手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鋼鐵業。美國的飛機大炮,在“二戰”時覆蓋全球,也多虧了他奠定的大規模生產的基礎。�這些在“硬美國”成功的工業鉅子,成功後開始把自己的資產投入慈善業,締造“軟美國”。他們甚至在行善時也像在工業界一樣發展出自己的領地。卡耐基建造了幾千個圖書館。洛克菲勒則建造了美國的醫學研究體系。當一個人為了醫學研究到卡耐基那裡要錢時,卡耐基馬上說:“這是洛克菲勒的領地,找他去!”不過,這些大款的“軟美國”,是在“硬”的邏輯上建造的。比如,卡耐基反對分富人的財富,他建圖書館,就是要讓那些勤奮、有才能的人有機會像自己一樣成功:你不要向我要錢。到圖書館讀書去!我給你機會!�美國真正開始變“軟”,還是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運動。�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稱為美國的“鍍金時代”。富人們急劇積累財富,壟斷經濟資源,同時也曝出一系列金融醜聞。窮人們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聽任無情的市場宰割。這時一些知識精英開始發難,譴責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富人的貪婪,是社會的百病之源。於是,他們要求建立基本的公共衛生標準,改善工作條件,限制公共交通、飲水的收費,制定最低工資線,最終建立起碼的福利制度,使弱者得到照顧。共和黨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也站到了進步主義一邊,推動制定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抑制富人的貪婪,要與大款們達成“公正的交易”。�

1920年代末的大蕭條宣判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死刑。進步主義精神隨著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的展開,在美國迅速得勢。1935年,國會透過了“瓦格納法案”,保證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同年又透過了“社會保險法案”,保障退休工人的退休金以及單身母親每個月的生活費。1938年,“公平勞動標準法案”出臺,建立了1小時40美分的全國最低工資標準、一週40個小時的最多工作時間,並禁止了童工。“二戰”後的退伍軍人法案,等於給退伍軍人免費享受高等教育的權利。1940年全美只有150萬在校大學生。但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