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問：“袁崇煥只是聰明嗎？”

小女孩想了想，說：“他做了很多好事。”

有門兒！

我又問：“他做好事為什麼被殺了呀？”

小女孩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疑惑：這點兒您都不知道嗎？然後，小女孩說：“冤枉啊！”

到位！

我問女孩：“你上幾年級了？”

“三年級。”

跟我們家阿牛同歲：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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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好處”和“一個觀眾”

“文革”後，剛開始撥亂反正，工作組到閻崇年所在單位，讓大家講“文革”的壞處。閻崇年卻說：“文革有兩大好處。”

工作組警覺起來：怎麼，竟然有人敢頂風而上唱反調？難道這文質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種人”？

閻崇年說：我在“文革”中有兩大收穫。

第一個收穫是：那時，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麼也不是，逍遙。十年時間，外邊不管怎麼打，怎麼鬧。我躲在圖書館看書。後來百家講壇講經典，閻先生講《大學》時，還把這件事作為“己和”的例子來講。

第二個收穫是：那時，沒人好好上班，沒人管打卡，沒人管我到哪兒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運河這條南北貫通的“大動脈”，可我不是“紅衛兵”，不能坐免費火車，就騎個腳踏車，沿著大運河，從北京一直騎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風土人情，騎腳踏車反而考察得更細。多少年想考察大運河的願望，沒想到“文革”給成全了。

工作組的人一聽，放心了，原來不是什麼“三種人”，只不過是老書呆子的兩件小事。

這兩件小事對閻崇年卻絕對不是小事。

別人荒廢十年光陰，他白撿十年光陰！

別人文鬥武鬥互相鬥，他和文史資料斗！

“文革”一結束，閻崇年把《袁崇煥傳》拿出來。

辛辛苦苦寫十年，賣出二百本！

二十年後，百家講壇找上門。

一直跟閻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講壇一對俊男靚女：馬琳和那爾蘇。那爾蘇文字陽剛而漂亮；馬琳善於配優美的畫面和音樂，閻崇年跟這對青年人的合作珠聯璧合。

錄製“正說清朝十二帝”時百家講壇還沒有自己專屬的錄製場地，錄製節目是在現代文學館。現場觀眾，經常需要“特邀”：哪一場由哪一家高校組織學生聽。觀眾自動前來捧場的很少。

有一次錄製“正說清朝十二帝”，導演高虹到了，馬琳和那爾蘇到了，主持人到了，閻崇年到了，原定錄製時間也到了。

現場觀眾呢？一個也沒有！

怎麼回事？那爾蘇打電話問組織者，對方“哎呀”一聲，太抱歉了，“我把這事給忘了！”

那麼，讓組織者立即下通知，馬上組織學生，抓緊從郊區趕到現代文學館？黃花菜都涼了！要不然，今天不錄換明天？總導演高虹說：不行。咱們是按商定的錄製時間交場地費呀！

閻崇年說：“沒事兒！就這麼錄吧。”

有個人開啟門往裡瞅。馬琳趕快跑過去問：“您做什麼？”

來人回答，他來找什麼人，沒找到，看看他在不在這兒？

馬琳靈機一動，說：“您給我們當觀眾吧！”

那人倒也好說話，當觀眾就當觀眾唄！

就這樣，閻崇年給一個觀眾講了一場“清十二帝”。

結果，這一集收視率很高，數以千萬計的觀眾對這集“咸豐（下）”大叫其好。

同為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我聽到“一個觀眾”的故事，對閻老先生特別欽佩。主講人跟觀眾“互動”有時候特別重要。你講得精彩，觀眾就情緒高昂；你講得乏味，觀眾就沒精打彩。主講人可以根據觀眾反映隨時調整講課的內容。只有一個觀眾，主講人可真得“憑它場內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閻老師面對一個觀眾時，心裡肯定裝了億萬觀眾！

。。

于丹“酷評”和“捧哏”

百家講壇漸漸熱鬧起來時，“說聊齋”也忝列其中。北京開個主講人和影視研究者的聯席會，因為我是外地的，沒參加。正是那次會後“說聊齋”從六集擴充成二十四集。當時大家研討的內容固然有我等這些講六集、八集的“散兵遊勇”，但一講就是三十八集《正說清朝十二帝》的閻崇年，是主要研討物件。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于丹第一個發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