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生孩子。

以美國為例。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嬰兒潮的高峰，一個婦女平均生3�5個孩子左右，到20世紀70年代，這個數字跌到了1�7左右，和中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後的出生率大致相當，但美國並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為什麼呢？一大原因，在於20世紀70年代是女權運動的高峰。年輕婦女不僅意識到了自己的權利，掌握了避孕技術，而且獲得了許多上學和工作的機會。

一系列的統計數字表明，學歷越高的婦女生孩子越少。比如，1994年美國平均每個婦女所生的孩子已經回升到兩個以上（這和移民的生育行為有關，但仍低於2�1的人口替代水平），但有大學文憑的白人婦女，平均只生1�7個。有大學文憑的黑人婦女則生得更少。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出生率就更低。以2000~2005年平均每個婦女一生所生的孩子統計，中國澳門為0�84個，為世界最低；中國香港為0�94個，為世界第二低；韓國為1�23個，排世界第7；日本為1�33個，排在第21位；新加坡為1�35個，為世界第24位。這些地方，全無計劃生育政策。但是，這些地區的生育率比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地方生育率要低得多，乃至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原因很簡單，婦女受教育的機會增多，男女平等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社會高度城市化，養育孩子的費用提高，同時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越來越多的婦女選擇了自己的事業發展道路，擺脫了傳統的生兒育女的觀念。

中國應該透過給婦女提供教育機會，塑造自願少生的生育行為。如今的計劃生育組織，深入到每個街道，費用龐大。如果把這筆錢用做婦女的獎學金，甚至建立各個層級的女校，讓儘可能多的適齡婦女上大學，讓農村婦女進城受教育找工作。這樣，中國的生育率可以不透過計劃生育政策而自然降下來。當然，我們不能指望中國的出生率會自然降到日本的水平。其實，降到那麼低的水平將引發我們無法承受的老齡化問題，並非好事。取消計劃生育，代之於婦女教育計劃，也可能在短期內使出生率提高，但從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速度來看，這樣的出生率很快就會回落。五六年內多生的孩子，正好為20年後中國的老齡化社會提供良性的勞動力緩衝。

所以，現在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最佳時機。看看戰後各國的人口與經濟發展狀況，出生率都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到了我們透過計劃生育政策才能達到的水準。這一規律幾乎放之四海而皆準，還沒有一個主要的國家和地區例外。特別是韓國，在1955~1960年，每個婦女平均生6個孩子以上，比同期中國的水平還高，但現在下降到了1�23，比我們計劃生育後的生育率低得多。在未來10年，中國經濟將進入韓國20年前的發展階段。這也是人口出生率自然回落的階段。人口增長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但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恐慌和過度的反應。我們的決策者要拿出勇氣，為婦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機會，取代控制她們生育的行政手段，透過市場來完成良性的人口控制。

“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19世紀末，面對西方列強的侵奪，李鴻章感嘆中國碰上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非改革不足以生存。其實，21世紀的中國，也將同樣碰到“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只是這一變局沒有19世紀時來得那麼戲劇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視。這一變局，就是中國的人口。

自古以來，中國基本上保持著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地位。唯一可能的例外，大概就是羅馬帝國盛期的1、2世紀。一些歷史學家估計，那時的羅馬帝國總人口可達5　000萬到1億。不過，這一龐大數字，包納了大部分歐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以及近東地區廣大領域的眾多種族。其宗教、文化、語言都非常不同，彼此聯絡鬆散，很難算是一國的人口。退一步說，至少自隋唐統一後，中國第一人口大國的地位就再沒有受到過挑戰。這一地位真正的改變，將出現在本世紀。根據最新人口學家們的預計，在2025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這一前景，當然說明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就。中印同屬人口負擔過重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顯然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長。近1/4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超過印度，除了經濟改革上領先一步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中國正享受著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人口紅利”。

不過，當中國從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人口第一大國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