裳。但是他1905年暑假省親，卻裝上了假辮子。當日本學生以教員漏題給魯迅的暗喻侮辱他時，他一面提出強硬的抗議，消滅了流言，另一面卻又妥協似地退還了匿名信。他一方面能夠寬容那些傷害過他的種種青年、文人，另一面卻又堅持著“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沒有一絲一毫的“費厄潑賴”。魯迅認為人生是苦的，可他又不肯逃避，而是“專和痛苦搗亂”，在奮鬥中尋找樂趣，不像周作人、林語堂等主張無所作為。他認為藝術是苦的，卻偏偏拋棄了醫學來稿藝術。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方面大加撻伐，甚至主張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多讀外國書”，（《華蓋集·青年必讀書》）另一面，卻又進行了大量艱苦細緻的蒐集、整理工作，還寫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等著作。他既相信未來會有“黃金世界”，又認為“將來會變成現在”，“將來就沒有黑暗了麼”。既對世人滿腔熱血，卻又總懷著“人心惟危”的念頭。他既擔心與“害馬”的愛情會影響了戰鬥，卻又沒能像《野草》中的“過客”那樣拒絕了小女孩的布……

總之，他既爽朗，又陰鬱；既豁達，又念仇；既果斷，又彷徨；既機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誠樸，又狡黠……幾乎一切中國人視為兩極的品性都被他力挽雙駒地熔為一爐。

以上所舉的魯迅性格的種種矛盾表現，並非是他一人所偶然獨具的。在許多同時代的先進知識分子身上都可發現這樣那樣的性格矛盾。如李大釗作為向一切封建傳統宣戰的最前列的勇士，卻與舊式婚姻結合的夫人相敬如賓。郁達夫在文壇上聲名日震，生活上卻沉淪難以自拔。縱觀世界歷史，每一變革時期的先覺者，不論是俄國文學史上的“多餘人”、“新人”，日本文學史上的自然主義大師，歐美文學史上的所謂“垮掉的一代”，還是我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都各自表現出具有時代烙印的性格兩重性，只不過這一點在魯迅身上體現得尤為全面和醒目罷了。

魯迅的二重性格首先是時代的反映。“五四”前後不到十年的時間，國外各種文化蜂擁而入，世界上幾乎每一角落的思想都直接間接地投影到這塊昏睡百年的土地上。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巨大的喘息抗拒著、掙扎著，同時也不得不容納著、吸收著。最古老、陳舊的，與最年青、嶄新的，在同一狹小的時空裡進行著決戰。各種勢力、各種階層的代表思想魚龍混雜，在同一舞臺上演著千百種戲。各種矛盾的思想犬牙交錯，互相影響與被影響，形成大大小小的矛盾思想體系。所有這些矛盾思想體系的合力向量，就是這場決戰的總趨勢。而這個總趨勢，必然要反映到最具有時代典型意義的某些、某一個由若干人甚至是一個人構成的思想體系上，那麼，這個人，就正是魯迅。

這種歷史角度的偶然性轉到個人角度就又具有了必然性。恩格斯說人的性格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魯迅的這種二重性格也不例外。社會關係中的關鍵部分是教育，魯迅所受的教育正是一個龐大的矛盾體系。他生於破落的書香門第，廳上懸著“品節詳明德行堅定”、“事理通達心氣平和”的對聯，從小讀的是“粵自盤古，生於太荒”的《鑑略》，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薰陶，後來又就學於章太炎，造詣日深，古文運用得遊刃有餘。不僅能寫出《斯巴達之魂》那樣字字金石的文言小說和《摩羅詩力說》那樣運斤成風的萬言宏著，而且連自詡國粹大師的章士釗之流也被魯迅在“小學””方面所擊敗。但另一方面，魯迅又接受了世界上一切最新的思想。進化論的影響他終生也未能完全擺脫。他學過礦務，學過醫學，而且在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化學和生理衛生教員時，給學生們講解生殖系統，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破天荒之舉。他不僅翻譯了許多社會科學書籍，而且還介紹了許多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如居里夫婦發現的鐳。魯迅除了得到正式教育外，受各種民間文化的薰陶也很深厚，形成了他那種真正全民的文化觀。所以魯迅不僅精通子曰詩云，也懂聲光化電；既背過“非禮勿視”，也看過衍太太的春畫；既明瞭佛門弟子的普渡眾生，也牢記吳越祖先的復仇雪恥；既肯定“民亦載舟，民亦覆舟”，又大力主張“任個人而排眾數”，一切對立的思想在他的靈魂深處互相消長著。

魯迅的人際關係網也是複雜的。有最先進的無產階級戰士瞿秋白、李大釗、陳獨秀，有發動復古的章太炎、章士釗，還有趨向恬淡幽默的周作人、林語堂；有學識淵博的錢玄同、沈鈞儒，也有目不識丁的章運水和阿長；有最先進、解放的新女性許廣平、劉和珍、蕭紅，也有仍戴著封建枷鎖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