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排冷凍櫃前，我們停了下來。

我忍不住開始全身發抖。

jackie默默地摟住了我的肩頭。

女警官開啟其中一個櫃子，將裝著高雄遺體的屜子，從裡面拉了出來，平躺在我們眼前。

高雄的遺體上裹著黑色的屍袋。

女警官伸手拉開了屍袋上的長條拉鍊。

我下意識地緊緊抓住了jackie的手，屏住了呼吸。

律師事務所陪同我們前來的斯通先生也注意到了我的臉色發白。他說：“情況還好，除了頭部。”

就這樣，在拉開的屍袋裡，我再次見到了高雄。

一瞬間，我的頭腦中湧現出無數過去的高雄。

第一次和我撞在一起，從樓梯上滾到樓梯間平臺上的高雄、在籃球場上跳躍投籃的高雄、跪在你床前，給你注射嗎啡的高雄、帶著我去農貿市場買水產放生的高雄、陪著我單腳跳到耐克櫃檯買鞋的高雄、在你住處下面的後樓梯邊低頭抽菸的高雄、坐在我病床邊告訴我你已經火化了的高雄、擼起我睡衣的袖口看我身上的青紅紫綠的高雄、和我一起在盧浮宮下面的地下室看木乃伊的高雄、東山花燈路上陪著我散步的高雄、在我面前揮舞滑雪杆一衝而下的高雄，坐在沙發裡抽雪茄的高雄，問我要快速殺死一個人往哪裡開槍最有效的高雄……。

我無法忍耐住淚水像瀑布一樣地傾瀉而出。

高雄的頭部蓋著一塊屍布。他還穿著自殺那天穿的服裝，也就是最後去見jackie時，jackie問他為何要西裝革履的那套行頭。

jackie的眼淚也充盈了眼眶。

斯通先生說：“他們解剖過他了。事後又縫合了起來。”

我的悲慟已經達到了頂點，無法再有所表示。

為什麼要解剖他？他的死因不能再明顯了。為什麼就連死後的安寧，也不給他留著？

斯通先生說：“沒有辦法。例行公事，全都是這樣的。”

女警察看著我，說：“要看頭部嗎？”

jackie看著我悲慟到難以站穩，他用力拉了拉我的手，說：“不要看。記得我哥哥說過的話嗎？不要看那個最後一眼。讓以前的他，永遠在你心裡留著。”

我感到自己快要癱軟在地了。我點了點頭。我也沒有力氣，再面對那個恐怖的場景了。

我努力振作著自己，我只是高雄的朋友，我不應該悲慟到癱軟在地。

只有他的妻子可以這樣悲慟。我得體的悲慟程度，只是站在這裡淚流滿面而已。

不可以癱軟，不可以失控，不可以昏厥。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是我自己拒絕他的。我拒絕了他無數次，無數次，無數次。

我沒有資格這樣悲慟。

巨大的海嘯經過我。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能重新說話。

我問女警和律師：“我可以碰一下他的手嗎？”

我聲音哽咽到幾乎語難成句：“只是想和他說個永別。”

女警官說：“很抱歉，您不能碰他。他現在是證物。在案子結束之前，您都不能碰觸他的身體。如果您希望告別，還可以再透過律師來申請看望。”

我伸手捂住了眼睛。

為什麼我不握住他的手？在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為什麼我那時沒有握住他伸過來的手？！

我心裡充滿了強烈的自責。

（二）

我最後一次見到高雄，是在泰國。

那是他失蹤三個月回來後不久。我到廣州去參加一個商務推廣活動，活動時間安排得不緊湊，中間有幾天是比較空閒的。

高雄便約我週末去曼谷見個面。

我從廣州去了香港，然後從香港搭上了飛往曼谷的航班。

我們在曼谷的河流邊見面，高雄請我上了一艘他包下的觀光船。

滿載花朵的遊船在河流上緩慢地穿過。許多東西方各種膚色的情侶在河堤上漫步。他們彼此摟抱、牽手、接吻，含情脈脈。他們向遊船上的乘客拋吻揮手。

有位鼻尖紅紅的老頭拉著手風琴，唱起一首旋律很美，充滿陽光的歌。

當他唱完最後一個音符時，一個岸上的女孩將手中的花束遠遠地向他拋了過來。他在船上站起來鞠躬。

多麼浪漫的景象。

河上起了一陣涼風。

我抱著肩膀開始瑟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