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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釋出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他已經反覆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著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兒：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接下來說他歷年的奏摺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摺“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