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定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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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大事是議鐵路。“這件事，”醇王將身子往後仰一仰，帶著點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沒有成見，請各位公議吧！”

於是奕劻以主持會議的姿態說：“盛杏蓀的說帖，不為無理。不過，茲事體大，言路上的態度很激烈，未籌鐵路，先得安撫此輩。我看，先從這方面談起吧！萊山，這段鐵路，造在貴省，你總有話說？”

孫毓汶不但有話說，而且他也是反對造鐵路的。因為這段鐵路起自東阿，迄於臨清，雖跟他老家濟寧，發了幾代的祖墳風水無關，但山東同鄉都要求他“主持正論”，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鴻章，所以想了個圓滑的辦法，關照軍機章京，檢出舊檔，將言路上反對鐵路的摺子，作成一個抄件，此時取出來揚了一下說：“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議論，請李中堂過目。”

李鴻章知道不是好話，便不肯接那個抄件，“萊山，”他說，“請你念一念，讓大家都聽聽。”

於是孫毓汶數了數說道：“一共六個摺子，內閣學士徐致祥，先後上了兩個，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個奏摺，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時已有用鐵路運漕之議；又有一說，鐵路將從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說，借洋債五百萬兩，修一條從西山到蘆溝橋的鐵路。傳說紛紜，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議論，甚為激切，認為開鐵路計有“八害”。

“南漕以鐵路轉運，工成亦須二、三年，無論緩不濟急，而商船歇業，飢寒迫而盜賊興，其害一。

山東黃河氾濫，連歲為災，小民顛連困苦，今若舉行鐵路，以千餘萬之資，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將怨諮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為水陸要衝，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碼頭。鐵路一開，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設偵棧、起蓋教堂。以咽喉衝要之地，與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慾於中國開通鐵路，蓄念十餘年矣！今中國先自創之，彼將如法而行。許之則開門揖盜，拒之則啟釁興戎，其害四。

中國可恃以扼要據險者惟陸路，廣開鐵路，四通八達，關塞盡失其險，中國將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謂易於徵兵調餉，不知鐵路雖堅，控斷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處處防範？其害六。

如謂便於文報，查火輪車每時不過行五十里，中國緊急驛遞文書，一晝夜可六七百里，有速無遲……。“

剛唸到這裡，李鴻章笑了出來，是有意笑得聲音極大，表示他的憤懣和鄙視，“這些拿寫大卷子當經濟學問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聲音說，“列公請想想，一個鐘頭走五十里，一晝夜二十四個鐘頭該走多少？不是一千兩百里嗎？與六七百里比較，說是有速無遲？這不是瞪著眼說瞎話？其欲誰欺！”

由於李鴻章捉住了徐致祥這個近乎自欺欺人的短處，加以詞氣甚壯，以至於原折“八害”之說不能畢其詞，連帶山東道監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陝西道監察御史張廷燎的“不可輕於嘗試”，浙江道監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開”等等議論，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實，這些議論亦不必重提，李鴻章早就聽說了。在他看，所有反對開鐵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窺天的閣閣蛙鳴，不值得一駁。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許多墳墓，壞了人家的風水，然而為了富國強兵，也就顧不得那許多。

當然，這話只能在私下談，不便宣之於這樣為朝野所一致矚目的會議中。李鴻章在想，此日一會既非三公坐而論道，而是講求經世實用的方略，那麼，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講“師夷”的實效。

於是在舉座相顧，踧躇沉默之際，李鴻章用微顯激動的神態發言：“同治五年，恭親王跟文文忠創設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天文書算之學，言路大譁，倭文端亦有封奏，請‘立罷前議’。如今看來怎麼樣？可笑是不是？這不能怪倭文端，當時初講洋務，究不知效驗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異勢，明明師夷之長，已見其利，何以還有倭文端的那套見解？拿陸路電線來說，萬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應靈便，無事可便商賈，今日之下，那個敢說不該興辦電報？然而當時就有人堅持以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從而竊毀。我現在要請大家問一問福建的京官，是有電報好，還是沒有電報好？記得倭文端為同文館所上的摺子，恭引聖祖仁皇帝的垂諭：”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以為’聖慮深遠，雖用其法，實惡其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