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地，那是浴血奮戰、犧牲了多少戰友才換來的。這一點和高敬亭當初不願離開大別山有相同之處。

如果國共雙方真心團結抗日，不發生摩擦火併事件，項英的主張應該說也是可行的。但是國共雙方實際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別是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提出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後，新四軍再孤懸江南敵後，就有危險了。

這個時候，國民黨還沒有掀起反共高潮，也沒有發生皖南事變，不要說項英、葉挺了，就是***、周恩來、朱德都不會相信國軍會對新四軍下手，畢竟大敵當前，槍口一致對外才是最關鍵的。

葉挺是主動要求去四支隊組建江北指揮部的，目的是要建立江北指揮部，統一指揮江北新四軍向東進軍。行前，在雲嶺新四軍軍委會上，葉挺表示如果高敬亭不服指揮，將以軍法制裁。項英不同意，他對葉挺說：“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後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執行中央指示不堅決。你要以教育為主，好言相勸，講清楚去皖東作戰的戰略意義。如果他萬一不聽勸，可以給予適當處分。但是，如何處分一定要報請***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葉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高敬亭自從和劉一民談話後，確實組織部隊東進皖東。但是在日軍第二次重兵集團南下時，因皖東屬於平原，不容易堅持，高敬亭不得不率主力又退回舒城、桐城、廬江地區，以避敵鋒芒。

日軍重兵集團撤離後，高敬亭立即讓張雲逸率軍部特務營和四支隊八團東進，七團、九團也隨即跟進，在皖東初步站穩了腳跟。但他本人率手槍團和特務連主力還留在舒城，在新四軍軍部看來，這就是執行東進命令不堅決。聯想到去年長江局軍事會議上，高敬亭與王明發生爭執，並且對長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萬名中共黨員和**青年“幫助國民黨第五路軍在大別山建立根據地”的做法抱牴觸情緒，葉挺就認為高敬亭執行中央和軍部東進命令不堅決。

說句實在話，王明主持下的長江局和安徽工委派上萬名黨員和**青年幫助桂系在大別山建根據地本身就有問題，這部分力量如果加強到四支隊，那會是一種什麼局面？

葉挺、鄧子恢到江北和張雲逸匯合後，一起到四支隊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和軍部東進指示，動員四支隊全力東進。

這個時候高敬亭恰好生病，加上他心裡也不痛快，新四軍成立江北指揮部，領導成員定了好幾個，裡面竟然沒他。而且新四軍軍部報經中央同意的江北指揮部編制方案還拆分了四支隊主力，分別成立了第五支隊和遊擊縱隊。

高敬亭心裡對新四軍領導產生了疑慮，認為軍部領導有排擠他的嫌疑。因此，他表態同意率手槍團、特務連東進後，在進軍途中又突然下令第七團和手槍團返回舒城。理由是護衛支隊司令部。結果，第七團在返回途中出事了。

現在第七團團長、副團長叛逃了，不能不讓人對高敬亭的政治態度產生懷疑。

戴季英馬上向葉挺報告，說是楊克志和曹玉福叛逃是高敬亭授意的。他們兩個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來的，一個原來是高敬亭的秘書，一個原來是高敬亭的警衛員。

戴季英是鄂豫皖蘇區的老人，當年除了充當肅反急先鋒外，他也是個對敵鬥爭異常堅決的指揮員，立下過赫赫戰功。按說，新四軍裡最瞭解高敬亭的，就是戴季英。戴季英說楊克志和曹玉福叛逃與高敬亭有直接關係，不由葉挺不信。

戰爭年代，最怕的就是部隊叛變，那是要人頭落地的。

葉挺和張雲逸、鄧子恢一商量，都認為四支隊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必須發動部隊開展反楊、曹鬥爭。

這一開展反楊、曹鬥爭，就牽涉到了高敬亭，畢竟高敬亭在鄂豫皖和堅持大別山鬥爭期間，也執行了極左路線，錯殺過好人。加上楊克志和曹玉福確實都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來的，無論怎麼說，在楊克志和曹玉福叛逃事件中，高敬亭都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

當然，也不能排除個別人有打到高敬亭取而代之的想法。

5月13日，葉挺應約去了立煌縣，安徽省政府主席和保安司令廖磊於5月24日向第五戰區報告，新四軍四支隊有騷擾皖省七條罪狀，五戰區隨即轉報蔣介石，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葉挺就帶著蔣介石批准處決高敬亭的公函回到了合肥青龍廠。

於是，以葉軍長名義下令高敬亭率領手槍團開赴淮南鐵路下壙集地區的命令下達了，由第八團團長周駿鳴負責傳達。

高敬亭哪裡會想到這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