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拿著筆和本在記，劉一民看不清他的臉色，又說道：“還有一點，就是你說的思想鬥爭問題。你說的很對，工作忙不是理由。這裡面啊，有個認識問題。在我看來，光靠思想鬥爭解決不了問題，相反還容易產生副作用，也就是肅反、肅託之類的內鬥，搞到最後就會發展成你鬥我、我鬥你，人人自危。這樣的悲劇太多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內鬥就是蘇聯前年和去年搞的大清洗，我們從日軍那裡繳獲過一份情報，上面說斯大林搞大清洗，把五個元帥殺了三個，海空軍司令全部被殺。還說第一屆人民委員會15個委員，斯大林殺了九個，只有六個倖免。這倖免的六個人中，除了列寧和斯大林外，剩下的四個人都是提前去世的。也就是說，斯大林透過思想鬥爭把第一屆人民委員會委員全部幹掉完了。日軍也是由此判斷蘇聯紅軍戰鬥力大受削弱，才敢於不斷地以師團規模的部隊挑戰那麼龐大的蘇聯的。”

譚政馬上抬起頭問道：“你說的情報在哪裡？會不會是日軍偽造的？”

劉一民看了看譚政，掏出煙來，吸了一口，有點傷感地說：“我也希望是日軍偽造的，可惜那是真的。情報在錢壯飛那裡，你想看，可以讓政委給你簽字去借閱。但這是高度機密，不得擴散。其實，你想想我們過去的肅反擴大化和最近發生的肅託擴大化就明白了，王明、康生、張國燾、夏曦他們都是從蘇聯學來的，那叫殘酷鬥爭。你能提出這個問題，說明你原則性強，但是也說明你的思想認識與教導師骨幹幹部的認識有差距，需要再學習研究。”

這是當面批評譚政了，羅榮桓和蔡中都把眼光盯在了劉一民臉上，生怕他說的更嚴重了。

劉一民猛吸幾口，把菸頭扔掉，說道：“解決黨內問題不能單單依靠思想鬥爭。靠什麼呢？靠制度、靠監督制約。我們教導師之所以上下團結，愈戰愈強，其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部隊管理制度化。有了好的制度，每個人都職責明確，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不應該幹什麼。那要是有人不履行職責怎麼辦？那就是幹部戰士的監督、老百姓的監督。發現問題，立即解決。當然，我們可以研究，是不是建立一個民主生活會制度，定期召開，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種體現。不光是山東局，每個黨小組都要開。”

說到這裡，劉一民停一下，思索了一會兒，問譚政：“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向你反映這些問題的，應該都是今年以來從陝西派到山東的幹部吧？”

譚政仰起臉思索了一會兒，回答到：“應該都是。”

劉一民憤憤地說道：“王明、康生沒回來前，紅軍大學、抗大重要的一課就是講實事求是。自從這兩個人回來把持了中央黨校後，講的盡是些馬列主義大道理，反而不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了。這樣下去，必然會讓人思想產生混亂。肅託擴大化就是這麼來的。我要是不帶兵上前線，還留在西安的話，就絕對不會出現肅託問題。這康生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見劉一民把康生都罵上了，羅榮桓咳嗽了一下，提醒說不要涉及不在場的同志。

劉一民不說話了，又抽出一支菸點上，吸了幾口，說道：“至於同志們反映的我的生活作風問題，雖然不象同志們想的那樣，但也確實是處理的不好。我們幾個都是生死與共的戰友，你們年齡也比我大，經歷的事情也比我多。在這個事情上我不能說自己多麼無辜、多麼純潔，但我絕不是放縱自己的人。到現在我都在後悔，晶晶對我那麼痴情，我對她卻一直不理不睬。要是她死之前我能對她說句暖心的話，或者是擁抱她一下、拉拉她的手，估計她就是死了也不會讓我那麼難過。唉，誰讓我是八路軍呢？沒辦法，紀律在那裡放著，我也不能違犯。至於說我讓唐星櫻母子隨我行動，這一點我承認，是有私心，擔心她們的安全。鬧**麼，總不能**來**去，連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護不了吧？看不見兒子，我睡覺不甜、吃飯不香。我可以掏心窩子告訴大家，唐星櫻本來是不會和我離婚的，就是因為怕同志們說三道四，為了保護我才毅然決然地和我離婚。這是活生生的人間慘劇啊現在，唐星櫻帶著兩個兒子去了蘇聯，萬一她不回來，我們這輩子說不定就再也見不到了。倪華呢，又拖著身孕在美國奔忙。馬上就要生了，還不能回來，我們還能不能再見，誰也說不清。個別同志不理解我心裡的痛苦，不瞭解事實真相，說三道四、播弄是非，揪住一點不放，反覆說。私下裡說說也就算了，還拿到報紙上去說。蔡主任說的對，這和小鬼子、國民黨特務對我的汙衊有什麼區別？還美其名曰思想鬥爭，實際上就是拿著我們一家人的痛苦逗笑話、譁眾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