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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贛粵邊特委與國民黨地方當局的談判順利進行，很快就簽署了關於游擊隊下山的協議。接著，彭育英又親自陪同陳毅赴贛州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代表談判。經過陳毅有理有節的鬥爭和彭育英的側面幫助，僅兩天時間就解決了各地游擊隊下山集中整編開赴抗日前線的有關問題。

撕“黨證”憤然離官場

彭育英做了一樁樁有助於國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認為堂堂正正、無可非議。孰料游擊隊下山集中整編開赴抗日前線後，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頑劣勢力和軍統特務分子的排擠攻擊，他們聯名上書控告彭育英，說他“勾結共產，蹂躪地方，大搞赤化”。無奈國共合作大勢所趨，彭育英又有熊式輝作“靠山”，這場“逐彭”鬧劇才沒有演成。

但是彭育英的日子從此再未好過。自1939年初國民黨五中全會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方針後，國共間的磨擦日益加劇。彭育英處境艱難，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兇險，便毅然棄任赴省，當面向熊式輝提出辭呈。熊式輝婉言相勸，再三撫挽，並採取權宜之計，讓他與黎川縣縣長任和聲對調。彭育英礙於情面，勉強走馬黎川。

形勢的發展，使彭育英對國民黨的前途深感失望，終於果斷作出抉擇：走！1941年，趁國民黨員總登記之機，他憤然撕毀“黨證”，辭去黎川縣縣長之職，就此終止“七品官”生涯，賦閒半年後，到景德鎮當了一家銀行的分行行長。

1949年5月，彭育英重回贛南，任江西銀行贛州分行經理。此時，向全國進軍的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陳毅麾下的第三野戰軍已突破長江天險，攻克南京、上海。處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贛州，反動勢力依然十分囂張，當年協助陳毅下山的彭育英，又成了他們洩恨的目標。為防不測，彭育英打點行裝逃離贛州。誰知當他進入會昌山區時，竟遭到一夥國民黨散兵的搶劫，他隨身攜帶的行李財物頃刻被洗劫殆盡。

伸援手陳毅念舊情

至此，彭育英已兩手空空，一無所有，而萬安老家還有妻兒老小需供養。正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傳來了贛州解放的訊息。於是，他一掃落寞抑鬱之氣，隻身回到響徹歡慶鑼鼓的贛州，試圖重新尋找生路。

一天，彭育英當年的管印文書賴志剛給他找來一張報紙，報上刊登著陳毅已經出任華東軍管會主任、上海市市長的訊息。彭育英猶如得悉闊別多年的親友有了下落，一把搶過報紙，看了一遍又一遍，眼前不由得浮現出當年陳毅豪爽大方的形象。夜裡，他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他多麼想去投奔陳毅啊！然而，梅嶺一別，畢竟時過境遷。如今的陳毅非同往昔，他身居高位，手掌大權，是否還記得當年與他握手言和的“七品官”呢？猶疑不決的彭育英，試探性地給陳毅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很快寄到了上海，展開在市長辦公室的桌頭。陳毅讀後很是感慨。他離開贛南後雖然戎馬倥傯，身經百戰，又與國民黨軍隊連打了五年，但他依舊無比珍視國共合作抗日的那段歲月，尤其感念當年曾用禮樂迎接他下山的彭育英。於是，他立即囑咐秘書，覆電誠邀彭育英來滬。

捧著陳毅的覆電，彭育英又驚又喜，熱淚奪眶而出。星移斗轉十數載，共產黨人陳毅果然不忘舊情，而且是那樣的善察人意，善解人心，慨然伸出了援助之手！

此時適逢中共贛西南工委進駐贛州。彭育英探問到工委的駐地後，便帶著陳毅的覆電去找工委書記楊尚奎。

楊尚奎曾經和陳毅一道領導贛粵邊遊擊鬥爭，也曾同彭育英打過多次交道，對他印象頗深。現在，當他得知陳毅來電邀請彭育英去滬，不禁大為高興，立即囑人為彭育英辦好去滬的車票和通行證，並親筆寫了給陳毅、曾山兩位同志的信交給彭育英帶上，又特意說明：曾山同志曾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兼財經委員會主任。

就這樣，彭育英一路暢通無阻，順利到達上海。

浦江畔笑語留嘉賓

1950年元旦過後的一天，彭育英房間裡的電話鈴驟然響起。他連忙抓起話筒接聽，原來是市府辦公廳通知他，陳毅市長和曾山主任已驅車來“百老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