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報道你看到了沒有？”我問。

霍英東斷然說道：“這是假的。第一，沒有人推薦，個個都沒有人推薦，沒有人與我談過推薦的事；第二，我年紀大了，不可能的。其實，我們這些做生意的人，講的是自己的事業，並不是講自己的官大。”

我說：“到了這個階段，羅德丞雖然已表態，但市民對他的看法並不太好。至於董建華一直沒有表態，市民不知他的想法如何。老實講，沒有一個德高望重、眾望所歸的人……”

霍英東認為：“其實，都不是德高望重的問題。比如，我現在搞南沙開發，以後必然與香港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衝突，我們公司的客船，牽涉到海事處和碼頭，別人就會說是否有什麼代表？利益上是否已衝突？陳方安生買樓十成按揭，本來是一件小事，但都鬧得滿城風雨。”

“從政，肯定要付出代價的。”我說。

“但有什麼好處呢？”霍英東感嘆說：“如果自己後生，精力充沛，還可以考慮，現在一心一意只想搞好南沙……”

到了1996年7月底，在香港中華遊樂會，關於行政長官問題，我和霍英東又有一次長談——�冷：“行政長官產生的時間可能要提前到今年11月份產生。現在，你以往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想法是否沒有改變？”

霍：“我搞南沙，種一株樹，修一道橋，都有人感謝我。但做行政長官……社會上對人選問題有何看法？”

冷：“基本上還是接受得了董建華。就我個人而言，我也是認為‘董陳（陳方安生）配’是個理想的組合，在報刊上，我也撰文表示過我的看法……”

霍：“阿董（董建華）都幾（相當）頭痛，‘東方海外’無人幫手。”

冷：“他有兄弟姐妹的，可以交給他們打理。其實，若董建華最後真的成為行政長官，那乾脆把‘東方海外’全部賣給中方，成為公開的中資企業，這樣就能一了百了，還能賣個好價。這可能是一條路，就像解放初期，榮毅仁家族處理家族生意那樣。當然，兩者有些不同，榮毅仁家族生意是公私合營後，榮毅仁去做官；但董建華的情況卻是把他持有的那部分股份全部賣給中方，反正‘東方海外’本來就有中資背景。”

霍：“你估計香港‘九七’後會怎樣？”

冷：“主要還是看經濟，關鍵是要維持香港作為經濟大都市的國際地位。其實，中方這麼多年，一直很倚重香港的經濟作用，我想，‘九七’後還是一樣。”

霍：“你認為行政長官以後的作用怎樣？”

冷：“與中央政府和中方高層官員的溝通最重要。行政長官，既然不能一味讓步，既要為香港爭取利益，同時又不要與中央政府、中央領導官員發生衝突，這是本事。他的作用也應該體現在這方面。”

霍：“說真的，行政長官的權力，可能還比不上任何一個市、縣的書記、市長。”

冷：“很多人想當行政長官，並不一定是為了權力，香港這個地方很特殊，第一屆行政長官肯定舉世關注，甚至會寫進歷史，有些人可能是為了名。”

霍：“這個我也知道。但有時看到克林頓、葉利欽到處去拉票，也覺得他們好淒涼。人最緊要就是無所求……”

冷：“人人坐到這個位，都不想下來的，人都有權力慾望……”

霍：“不是的。我時常跟我的子女講，參加政治活動，一坐上去一個位，就要想著幾時下來。做生意也一樣，不要光想賺多少錢，也要想可能蝕多少錢，蝕不蝕得起？”

從霍英東上述的幾次談話中可知，他始終把自己排除在行政長官人選之外。

當然，把自己排除在首任行政長官的人選之外，並不代表霍英東對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冷感”，他仍在一些關乎香港平穩過渡的社會事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對政治興趣不大，不期望得志政壇。

為吸引更多香港人對香港事務出謀獻策，1992年3月11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共同邀請44位港人出任第一批香港事務顧問。那天，霍英東也應邀到北京，在人民大會堂接受國家領導人頒發的港事顧問聘書。

1992年10月，港督彭定康丟擲“政改方案”，招致中方強烈反對。在中英兩國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方於1994年提早成立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另起未來香港特區的“爐灶”。而霍英東就是預委會的三個港方副主任之一，另兩個副主任是香港南聯實業有限公司董事安子介和香港前任首席大法官李福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