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了的崇敬，那些蠢才忘記了她之得以攫獲無上的權威，是由大屠殺得來的，她之得以稱為“聖母神皇”，成為新時代的太陽，成為人類的恩主，也是由她的大屠殺得來的。

間諜制度創立得很夠純正堂皇，那就是在武后則天皇帝垂拱二年三月，在朝廷內安裝一個銅製的告密箱。箱子方形，分四部分裝妥，每面的上端留有一條縫隙，告密的人可把密告書投在箱內。不論什麼人，即便是農夫、學徒、罪犯，只要把朋友或鄰人反朝廷的企圖，反朝廷的話，或反朝廷的行動，向朝廷告密，便可以往那個銅箱裡投下密告書，決不遭受任何阻礙。

武后詔告天下安裝那個銅匭的聖旨，當然是說得冠冕堂皇的，聖旨稱：“銅貴之設，在求民意暢達於朝廷，正義得張於天下。”箱子的四面對著東南西北，寓有提倡四德之意。東方綠色，用以象仁；西方白色，用以象公；南方紅色，用以象誠；北方黑色，用以象智——聖旨作如是說。武后從來不會忘記道德的。這種以四種顏色象徵四項道德的純正無邪的信箱，並不能為什麼大害；而重要的卻是信箱的用處與裝設的用意。貪圖利祿的那些御史和走狗用這種信箱作為誣告的工具，使清白無辜的人遭受荼毒，遭受酷刑，無數官員無數百姓，以及他們的家人，都被投入了十八層地獄。這項毒計使人人都成了朝廷的潛伏的間諜，鄰人對鄰人，罪犯對法官，僕人對主人，朋友對朋友。在生活人人關心的是如何活命，而奸狡卑劣之徒，則出賣朋友相識，搖身一變，成了告密的人，於是抓住機會，立刻平步青雲，飛黃騰達起來。劇烈的生存競爭正是方興未艾。

隨著安裝上告密的信箱，朝廷向各省各縣頒佈了命令，只要有人要揭發陰謀，要控告言論批評朝廷的，不論其地位貴賤，地方官長當一律妥為招待，即使是監獄裡一個囚犯，也應當優禮有加。拒收此種情報或斥退告密之人，與庇護國之叛徒罪相同。如果告密的人願意，要請求親往京都面見武后，一路之上，地方官當供與膳宿，如同接待朝廷的五品官員一樣。對於這樣告密的人，武后竟然親予召見。假若他是個長於辭令，面色兇狠，牙床寬大犯過罪的漢子，或者兩眼賊光狡猾，可以做武后的爪牙，便立即封予官職，或授以御史之職，或授予遊擊將軍，並賞與綢緞金銀。假若告密的人，情報不實，看來蠢笨無用，任其自去，並不處罰，他總會被認為存心討武后歡心，用意原極善良的。武后對告密之人決不拒絕。

告密（當時稱作“上變”，密報陰謀之意）於是成為一時的狂熱，不久就成為無業流氓、賭徒、罪犯等輩獲致富貴的捷徑。時人把告密和偷竊相比，認為比偷竊益處大。因為偷竊失敗，有坐監之險，如幸而成功，便可獲得金銀珍寶。而告密這種行業，如有才能精力，可以獲取官職，即使失敗，毫無害處。

就這樣，很多有權力的劊子手便平步高升，成了權要，自有很多前來效力的，於是狐朋狗黨，結合起來，特務人員遍佈全國，彼此競尚殘酷，爭奇制勝，以示對武后的忠愛。逮捕越多，定讞越眾，越顯示其忠誠。

朝廷裡那些大劊子手之中，有三個以殘忍出眾的，因此也權傾一時。三人為索元禮、來俊臣、周興。索元禮本為北方胡人，在以告密得勢前，原本沒姓無名。來俊臣本因搶劫監禁在獄，後來申請釋放出獄，前往告密，才得發跡。周興原有專業根基，他原來即研讀申韓之術，在尚書省為尚書令，累遷秋官侍郎。此外還有一些豺狼之輩。候思止本為販餅小人，目不識丁，開口方音鄙語，鄙俚可笑，醜態百出。王弘義為一鄉村莽漢，在家不孝不悌，後因鄰人過節歡會，他誣告鄰人聚議謀反，竟而官升御史之職。

三個掌理訟獄的侍御史索元禮、來俊臣、周興，就是肅政臺的主要角色。他們在武后政變之前幾年，都是領導人物，影響極大。索元禮官拜遊擊將軍，為特務首領，有權就地誅殺。來俊臣為御史臺中丞，周興初為刑部侍郎，因謀殺唐室王公有功，死前數月官升尚書省左僕射。來俊臣與索元禮兩人之姓合而為來索，當時極為通用，因為來索即來搜捕之意，含義與殘酷相同。府第之中女婢聽見叩門聲，出外一看是肅政臺的官員，就回來呼喊“來索！”就和呼喊“鬼來了！”一樣。史冊上記載，在大約一個月之內，百中有九十九案件是主人被殺，家人流放為奴，家園破壞無餘，只成一片廢磚爛瓦而已。

一般而論，這些殺人魔王，都殺人數百，毀人之家千餘。索元禮為罪惡昭彰的第一個告密者；周興為處決唐室王公的第一名劊子手；來俊臣野心最大，最為人所痛恨，亦最為人所恐懼。武后滅唐之後，他還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