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並沒有急於著手解決議會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他並不在意這種爭吵，甚至可以說蔑視——俾斯麥對資產階級派系所主張的“憲法統一”十分鄙視，也不相信憲法的任何一項條文會使人產生力量，他說：“假如確實成功地按照這條新的、正在走的道路爭得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的祖國那我可能會對這個國家新秩序的創始人表示我的感謝；但是現在對我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我確信，普魯士的榮譽並不取決於為了那些正在生病的議會著名人士在德國到處扮演唐吉訶德德國的統一和在議會的講壇上作報告的權力不是同一類問題。”他嘲諷地說，“一個議會比一支軍隊更容易被動員起來。”當然，俾斯麥除了把憲法統一視為毫無用處外，還敏感地意識到議會憲政對普魯士容克統治的危害。在他看來，議會的民主政治思想，始終是一種有可能被街壘戰士掌握統治權的威脅，說“這可能把民主政治的毒藥撒進紀律嚴密的普魯士”。

第4節：

對於德國統一問題，俾斯麥強烈地主張“要對這個問題作出決定，根本就不是在我們的議院中，而是在外交以及戰場上”，德國的統一“只能透過同反對者進行戰爭的道路來實現”。因此，他始終把一個國家的軍事上的強大看作是決定這個國家價值的要素，竭力主張建立強大的武裝，認為：“沒有普魯士的軍隊，並且是一支強大的普魯士軍隊，德意志民族的觀念根本就不會實現。”自然，俾斯麥濃烈的戰爭口吻惹來許多不滿，曾有名叫馬克梅勒的文學家向俾斯麥抱怨道：“現在每一個歐洲人都是士兵，我們甚至就像猛獸一樣生活在史前時代如果在歐洲大陸上，某一個國家沒有許多大炮就會感到非常不安全，那麼作為鄰國應該對它說些什麼呢？”對此，俾斯麥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含糊的人道主義！”所以，上臺伊始，俾斯麥就迅速將統一問題提出來，並馬上準備戰爭。

俾斯麥首先將目標指向了丹麥，因為在1861年，丹麥就意欲將位於普魯士和丹麥邊界、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什列斯威（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施泰因納入其版圖。根據1852年5月8日締結的《倫敦議定書》，兩公國不隸屬於丹麥，但擁戴丹麥國王作為大公。1863年3月30日，丹麥國王否定議定書內容，提出對荷爾斯泰因享有特權；11月13日丹麥透過新憲法，準備將石勒蘇益格正式納入版圖。但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施泰因兩邦人們都拒絕歸屬丹麥，這給了俾斯麥很好的戰爭藉口。

為保證在普丹戰爭中歐洲大國不進行干涉，俾斯麥一邊在普丹邊境製造事端，一邊與奧地利結盟，共同發動對丹麥的戰爭。1864年1月17日下午，普奧雙方訂立同盟。俾斯麥還成功促使法國置身事外，不予干涉。隨後，普魯士軍隊同漢諾威、薩克森軍隊一起進入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施泰因。被孤立的丹麥很快在戰爭中失敗，於1864年10月30日簽訂《維也納條約》，放棄兩地。1865年，普魯士與奧地利達成《加斯坦因專約》，石勒蘇益格劃歸普魯士，荷爾施泰因則歸屬奧地利。

實際上，善於策劃陰謀的俾斯麥故意將荷爾施泰因劃歸奧地利，因為此地不但地域狹小，而且被普魯士包圍，如此可以很容易製造事端，激發普奧矛盾。因而，這實際上是俾斯麥為普奧戰爭預埋的導火線。

普丹戰爭後，俾斯麥立即著手準備對奧地利的戰爭——1849年和1859年，普魯士兩次企圖在自己領導下實現德國的統一，但都因奧地利的阻撓而失敗，所以，俾斯麥很清楚，要想統一德意志，那就必須擊敗奧地利。針對奧地利，他採取了同樣的孤立策略。為使奧地利背後的俄羅斯不干預，他許諾幫助俄羅斯取消《黑海中立條款》；然後與法國的拿破崙三世會晤，表示普魯士不反對把盧森堡和萊茵地區讓給法國。俾斯麥對拿破崙三世說：“一個懷有遠大志向的普魯士將把法國人的友誼看作是極端重要的。”拿破崙三世的策略是，等普奧兩敗俱傷後，法國可以乘機佔領盧森堡、比利時和萊茵河左岸地區。英國由於當時奉行“光榮孤立”政策，也會在普奧戰爭中保持中立，這樣歐洲的英、法、俄三大國都不可能再幹涉普奧戰爭，由此俾斯麥獲得了外交上的保障。另外，俾斯麥又促成普魯士與義大利的結盟，雙方建立攻守同盟，規定如果普魯士在3個月內對奧地利開戰，那麼義大利必須同時對奧宣戰。義大利此舉意在從奧地利手中奪回威尼斯。

俾斯麥的戰爭政策遭到宮廷和許多民眾的反對，但俾斯麥在御前會議上堅定地說：“人們常說，命運無常。我拿腦袋作賭注，哪怕我上斷頭臺，也要賭到底。普魯士和德意志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