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古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蹟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天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修史提供借鑑，有利於大唐的功業。國家設立修文館，理所應當，高祖當即批准下來，詔命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修《齊史》；秘書監裴矩、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修《陳史》。高祖還在詔書中定下修史的原則，什麼“務加詳核，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之類。

修史是好事，秦王舉雙手贊成，他的“文學館”也志不在此。天策府裡，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勖，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以及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善文達，宋州總管府庫曹許敬宗等，並稱為文學館“十八學士。”

秦王把這十八學士，分為三班輪流值宿館中，供應膳食，待遇甚厚。在這十八學士的影響下，四方文才之士，逐漸靠攏過來。秦王在朝謁公事之餘，便來到文學館，與諸文士談古論今，討論墳籍、商略前載。秦王見庫直閻立本的畫境界極高，命其作十八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