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一個起碼的要求是建立一套學校膳食制度，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即使每餐只有一盆湯或一塊巧克力，那種終究能得到點東西的心理作用也會產生良好的效果。更嚴重的問題是缺乏教師，因為過去納粹強調對青年進行思想灌輸，使大部分原有的中年和青年教師在政治上不合要求。在俄佔區幾乎有一半的教師因不宜任教而被解職了；在英佔區有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教師被逮捕、解僱或者不予聘用，在審查期間，有一萬四千五百三十餘人失業。

法國人一開始走得還要遠，清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師，雖然其中若干人後來又獲准返回學校，擔任較低的職務。總的後果是，那些留任的教師從年齡和教學231　方法上來說，或者是舊時代的遺老，或者是另外一些本身也是在第三帝國時期受教育的、未經多少專門訓練的年青教輔人員。在美佔區，教師的平均年齡是五十二歲，百分之五十以上年過六十，而在大黑森州，三分之一的人員未經任何訓練就開始教學工作。儘管如此，每班學生的平均數卻是六十人，在英佔區則是七十人。在下薩克森州的一所學校裡，一名男教師要對付一百四十一個孩子；他只有一本書，而且是借來的。最後，當然沒有教科書；幾乎所有納粹時期的教科書都不合適，而許多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教科書即使不太陳舊也好不了多少。好象書籍出版工作的困難還不夠多似的。為了出版教科書，還要增加一個編寫合適的課文的向題。

在這樣的環境下，西部佔領區內的盟國人員做出了奇蹟：東部佔領區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那裡的工作更多地是德國人自己乾的。英佔區教育部門的部署及其工作人員的配備都是為了進行監督而非直接管理，但是事賣證明許多直接管理工作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地方官員必須負起廣泛的責任，有時甚至要管到州政府文教部長的人選問題。在英美兩個佔領區，教育部門是管制工作委員會所轄各部門中地位較低、名聲較小的一個部門；除非是既有勝任的資格又以教育事業為己任的人，很少有人願到教育部門工作，正因為這樣，教育部門的人員在勝任稱職、品德高尚和富於理想等方面，反而超過一般水準。到1945　年底，英佔區已有一萬一千二百五十所初等學校開學，學生人數達二百五十萬；到1946　年9　月，在學人數達三百一十萬。有一部分學生只受到半日制教育，因為有許多學校必須實行二部制：有時候兒童們甚至還要等著輪流使用一枝鉛筆。其他佔領區的進展也大致如此。中等學校於1946　年春開始復課。至於大學，英、美當局原來的意圖是等到非納粹化已有成效，校舍修整就緒後再開學，但是1945　年夏俄國人著手使柏林大學復課，法國也於此時使提賓根大學復課，其餘兩個佔領區也就跟著照辦：格廷根大學於9　月復課，海得爾堡、埃爾蘭根、馬爾堡三所大學於11　月復課。教師和教材可就不232　是那麼好辦了。俄國人在六所大學開辦“師範部”以培訓師資（備有供初等學校畢業生就學的專門設施）：英國人和美國人則傾向於按照魏瑪共和國時代普魯士邦實施的制度開辦專門的師範學院。為了迅速提供教師，在籌設短訓班方面顯得大膽創新；英方規劃要在三年內培訓一萬五千名師資。在英佔區設立了負責編印教材的德國中央諮詢委員會，於1945年12　月著手工作，到1947　年底共計編輯出版了一千零五十萬份教材。俄佔區由於擁有豐富得多的紙張資源，1946　年底即已出版了一千一百萬份教材。法佔區採用瑞士出版的教材或紐約德僑委員會編印的教材，到1947年年中。已經足以保證每個兒童有一套書籍。令人奇怪的是美佔區的工作進展最慢，那裡是由德國人組成的各種委員會負責的；到1947　年年中只出版了二百萬份教材，其中講現代史或政治的書一本也沒有；直到1948　年底，問題才真正得到解決。在德國，教師一向比教材顯得更為重要，然而在沒有教材的情況下。師資的性質意味著灌輸的觀點是老一套的（或者，換句話說，是民族主義的），要不就完全迴避主題不講，即使這樣的做法使基督教改革運動以後的歷史事件無法講授。在英佔區，1945　年11　月創辦了一個學校廣播網，頗有成效，它在某種程度上暫時取代了教材。

在所有上述活動中，英美工作人員都是同他們的德國同事們（每每是招聘來的）並肩工作，不是以勝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姿態出現，而是雙方無分男女，都為了一個共同任務而工作。給予德國人的實際幫助開始減輕他們的懷疑，從而使個人之間的友誼得以建立。這一點在隨後把教育責任移交給州政府的時期證明有巨大的影響。在英佔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