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規定了一些嚴格的條件，按照這些條件，這些組織才能在執行任務時攜帶武器。還制定了計劃，準備在國防部正式控制下把抵抗運動各組織統一起來，編入正規部隊。雖然這些計劃由於軍事裝備和訓練設施不夠而推遲實施，但到1944年10月底時，政府已能宣佈，從抵抗運動成員中吸收自願加入陸軍、輔助警察或憲兵隊以及參加其他公職者，總數將不超過四萬人。可是，抵抗運動的領袖們雖也同意其成員併入正規部隊，但在應採取什麼方法的問題上同政府有分歧，有一部分抵抗運動的人希望能夠在他們自己軍官帶領下作為一些部隊的單位去參加，對於要求他們在收編入陸軍之前先交出武器的做法極為不滿。

最後政府採取了行動，取消了抵抗運動的臨時性地位，並責令其在1944年11月18日前交出全部武器，這一行動觸發了一次危機。在抗議集會遭到取締之後，三個大臣——兩位共產黨人和一位抵抗運動代表——辭職。同時，駐比利時盟軍司令部宣佈，為了保護盟軍交通線，盟軍部隊必要時將支援政府維持法律和秩序。事實上，在比利時政府的請求下，確曾動用英國部隊來守衛政府辦公樓，但是，同共產黨散播的謠言相反，他們並沒有介入唯一的一次造成傷亡的事件。而且儘管有一些示威和罷工，大部分武器還是如期上繳的，自願歸編的抵抗運動人員編入正規部隊的工作也順利進行。

這場相對說來微不足道的吵鬧，使共產黨奪取政權的企圖化為泡影，但同時它也敲響了皮埃洛政府的喪鐘，並使英比關係十分緊張。皮埃洛政府在其困難處境中曾把希望寄託在英國的幫助上。他們也希望同英國結成永久軍事同盟，他們認為這不僅將是人們所歡迎的，而且也會有助於建立政府的威信。但不幸的是，他們為達到這些目的而作的努力——或者更確切些說，這些努力所採取的形式——產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想法是，英國的利益在於支援一個象英國自己那樣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權。他們覺得，英國人可以幫這樣的忙：讓比利時進口足夠的食品，使食品供應情況總的有所改善，從而消除公眾不滿的主要原因。英國人還能夠幫助比利時政府對付抵抗運動的潛在勢力，辦法是：同意提供武器裝備，使政府能收編更多的抵抗運動成員到正規陸軍中去，同時提供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手段。可是，在這一如意算盤得以實現之前，比利時公眾由於看到英國人似乎在公開扶植現政權而對英國人產生了壞印象。人們不懂得，英軍司令厄斯金將軍是以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的私人代表身分行事的，而且，還有兩件不幸巧合的事情：起先約束抵抗運動部隊的獨立行動和後來用顯示武力的辦法來維持秩序，都出於純粹軍事上的考慮，而且手頭可以用於這一目的的部隊剛好是英國的部隊。

從上述這些情況看來，1945年2月皮埃洛政府的垮臺，竟標誌著英國在比利時影響的下降和美國影響的上升，這一事實是有某些諷刺意味的。導致這種變化的另一個也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是，由於比利時需要貸款和原料，而美國則對比屬剛果的鈾礦感興趣，因而比利時在剛解放後的一段時期內在經濟上依賴於美國。這種對美國的依賴，加上政府外面的保守主義反對派和政府內部自由主義實業家這兩方面的勢力，就使比利時沒有能象幾乎所有其他西歐國家那樣推行一項以國有化為基礎的激進的經濟政策。

1944年11月的事件，以及皮埃洛政府在處理抵抗運動和清洗等問題上的總的做法，無疑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政府的威信，但同時，也有不少人對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態度是暗暗支援的。在比利時如同在其他國家一樣，抵抗運動已不再象以前那樣受人歡迎了，它的過火行徑使它失去了許多原先所獲得的同情。大多數守法公民都看出了這些表現的背後有共產黨在鼓動，也識破了共產黨的粗暴的企圖，即在其最得勢的時候，透過把所有僱主統統都當作通敵分子來對待，來摧毀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事實上，清洗工作進度所以發生頗受責難的拖延，主要是由於法庭不得不作出極艱鉅的努力，把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捕的受害者，同真正的通敵分子區別開來。

皮埃洛政府所實行的最成功的“清洗”，是無黨派財政大臣卡米爾·古特對混亂的通貨進行的大膽整頓。到解放時，德國人從比利時勒索去的佔領費總計達六百七十億法郎。解放前比利時人就已認識到，有必要採取劇烈的步驟來控制佔領費用所導致的通貨膨脹，當政府尚在流亡時，倫敦與布魯塞爾間就進行了秘密磋商來為貨幣改革作準備（準備發行的新鈔實際上是在英國印刷的）。由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