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面的善意和假定一致的目標下面潛伏著一堵互不理解的牆。由於雙方對於和自己思想格格不入而為對方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只有非常膚淺的瞭解，這就使情況越發嚴重了。佔領德國的歷史很可以看作是把這種隔閡提高到認識水平的過程。

在互不理解這個問題上，不能忘記語言這個因素。會講俄語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很少，會講英語的俄國人也很少，所以討論問題都得經過翻譯，然而能掌握高度的語言技巧又通曉業務的澤員為數太少了，再說即使有優秀的譯員，他們也要休假啊。用第三種語言（通常是德語）相互交談的辦法也好不了多少。還必須指出，俄語遠不如法語或德語同英語那樣相近。問題遠不止是從另一種語言裡尋找與俄語單詞相對應的字眼（反過來也是如此），因為這種對應的字眼往往是不存在的。象“民主”和“自由選舉”之類的詞彙對雙方人員引起的聯想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在於要用一種思想方法去解釋另一種思想方法。

由於俄國人表現得特別敏感，而其自尊心又極強，上述的種種基本困難就使得情況越發糟糕了。雖然他們堅信一切行動都為經濟利益的動機所決定，但是這一信念47　並不影響他們在社交活動中要顯得超凡出眾來為祖國增光的人之常情。佔領德國是他們三十年來參與國際生活的第一樁大事。對於許多參與此事的人來說，這不僅僅是第一次同資本主義世界接觸，而且由於他們是革命的產物，往往又是農民的子弟，他們沒有祖傳的經驗可資借鑑。

象暴發戶一樣，他們死命地裝出自己懂得一切規矩和禮貌，而其實是一無所知。在談判中，他們拘泥於遵守嚴格的程式，除非這樣做使他們理虧。他們拒不回答問題，至少有一些情況是由於沒有把握說什麼話才合適。一方面，他們最不願意承認自己一方所存在的混亂、不善於隨機應變或效率不高等現象，而結果可能正是上述現象造成他們的行動（例如開會缺席）被盟友看作是故意怠慢或存心不良。另一方面，他們動不動就要生氣，其實別人並無冒犯之處。有一次朱可夫元帥大發牢騷，原因是一本美國書上曾寫到他比他的夫人矮兩三英寸，還說他有兩個兒子，其實他比他的妻子高，而且只有女兒。

這段話使他大發雷霆，他認為這裡麵包含著“對個人的輕視和貶低”。在佔領初期，俄國人曾提出過一次強烈的抗議，理由是柏林的英國當局竟准許一家受英國控制的報紙登載一則報道而使紅軍受到侮辱，那則報道說，柏林市中心的一家衣飾用品商號正在為紅軍制作六萬五千件襯衣和四萬條褲子。

這種情況使雙方都不可能判斷：無禮的行動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存心有意，無辜的行動到什麼程度才不致得罪別人。

人們不難提示說，這些都是暫時的困難，可以逐步得到解決，如果各方獲准彼此混在一起並取得相互瞭解的話。的確，很多俄國人對西方生活方式流露出很大的、幾乎是孩子氣的好奇心，感到是第一次開眼界。未失其真的俄國人和極權主義官員之間有一種顯著的差別，前者好奇愛問，喋喋不休，慣於內省，歡樂愉快，從容沉著，對時間的消逝毫不在乎：而後者在突然記起那些教給他的清規戒律時，就變得沉默寡言，含糊其詞，明顯地表示出48不違反黨的路線的決心。蘇聯當局在對友好親善和社交活動施加那種嚴格限制時，很可能考慮到有那麼一批未失其真的俄國人。這不單純是不讓他們“知道西方的真實情況”，而且也是防止無政府主義的本性引導他們忘卻和猜疑蘇聯賴以建國的紀律的基本原則。但不能因此機械地說，如果俄國當局熱切地鼓勵交往，友誼就會得到保證。當任何談論和行動可能被曲解時，有機會相聚，很可能是有害而無益。的確，使彼此較易混熟的唯一辦法是飽餐一頓，而喝酒的作用則更大。

第五節　盟國的宣傳

前面所記載的許多事實和言論，都是在事後不多久就透露出來的。普通德國人無從自動地得知其詳。這就使得我們有必要稍加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要求普通德國人從盟國方面獲悉一些情況，以便了解盟國的意圖，乃是合情合理的。當然，盟國向普通德國人傳達情況的主要途徑是透過無線電臺。

而廣播本身就給研究歷史的人出了一個難題。單憑廣播數量之多，就使當時的任何一個人難以單獨地領會廣播的全部內容。至於對過去的廣播加以回顧並進行分析，這無異是一件艱鉅的任務，即使手頭有原稿可資利用。幸虧當時傳遞主要資訊，還運用了傳單，那是飛越歐洲的英美飛機空投下來的。西方盟國的整個宣傳工作是緊密配合，充分協調的，因此可以從傳單方面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