嵋檣希���嫠咔鵂��擔���1907　年看到有二百個德國人未能參加一次共產黨的會議，因為沒有一個人在火車站柵欄門收他們的車票。1945　年5　月，有個俄國軍官對一位美國人這樣說：“我們肯定不打算把共產主義這樣高尚的理想帶給那樣的人民。”

斯大林因德國工人未能進行切實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納粹的興起而蔑視他們（　他輕易地忘記了他自己不贊成社會黨同共產黨合作時，對造成這個後果應負多大的責任）。他對共產主義在德國群眾中是否受歡迎並不抱幻想，他認識到在德國實行共產主義，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發運動，只有依靠紅軍和俄國的實力才有可能。再者，馬克思主義學說教導說：首要的任務是奪取生產資料，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願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權以後，就可以推行共產主義。還有，迅速索取賠償的機會（這裡速度是很重要的）取決於毫不拖延地重新開動資本家的生產機器。為達到此目的，需要從資本家那裡取得儘可能多的幫助。所以，如同在東歐其他國家採取的政策13　一樣，第一步不是建立共產主義的國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國家”，在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裡吸收一些資產階級的傀儡政黨參加。

然而，俄國人很自然要在共產黨人當中找朋友，並把那些流亡俄國受過訓練的德國人安插到負責崗位上去。關鍵的職務必須由可靠的人來擔任。俄國人絕對地相信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是其經濟結構的反映，他們不可避免地要採取措施立即凍結銀行存款，對主要工業部門實行國有化，實行土地改革。在德國垮臺以前，土地改革的綱領已經在俄國擬就，連同賠償方案在內，這似乎是俄國人為佔領德國所做的唯一的明確的準備工作。的確，為了永久摧毀普魯士軍人特權階層的權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還不是實行集體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給小農。這就形成了牢固的階級力量，可賴以抵制舊政權的復辟。這正是1917　年列寧所採取的“妥協”辦法，以誘使農民支援布林什維克而從沙俄軍隊中開小差，正是此舉對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

不管俄國人在他們所奉行的政策方針上企圖表現得多麼剋制，不管在把共產主義同失敗聯絡在一起考慮時是多麼小心翼翼，他們不能不推行一種新政策，建立一個新政權，而其成敗勢必要影響到他們的威信。他們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權當成是“預備犧牲的”，一旦他們的政策需要犧牲或解散這個政權，他們決不會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權的變更不容許影響其基本性質。不管怎樣，德國人對於形式上的細微差別是不大計較的。

他們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產主義的，因為共產黨人擔當著重要職務，而且因為它是蘇聯建立的。所以，俄國人對新政府的命運不能漠不關心。這就導致俄國人內部負責索取賠償的當局同負責與德國人打交道的當局之間，以及在波茨坦的蘇軍司令部同卡爾斯霍斯特的蘇聯軍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道理很明顯，如果無情地實施從德國搬走儘可能多的物資的政策，勢必會造成匱乏和混亂，使得極有經驗的和地位穩固的管理當局也窮於應付。造成內部關係緊張的原因是否僅限於此，是值得懷疑的。斯退丁紐斯曾經提出過下列看法：在雅爾塔會議以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經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員的44批評，說他們對美、英方面太遷就了，並迫使他們規避承擔某些義務。有相當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斯大林把佔領東德主要是看成鞏固俄國的一種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諾夫為首的另一批人則把東德當作一個據點，來策劃共產主義對西德的征服，進而征服整個西歐（列寧不是說過“誰掌握德國就掌握歐洲”嗎？）。共產黨預料戰後可能發生的混亂，以及他們深信會妨礙經濟復興的不景氣，都將有利於他們的圖謀。但是如果他們要想抓住這一時機，東德的政權就必須做出相當好的政績來。

蘇聯戰爭賠償委員會對莫斯科（也許是對莫洛托夫）直接負責，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後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領導的駐東德蘇軍當局有著密切的聯絡。宣傳鼓動部的領導人圖爾帕諾夫是日丹諾夫的主要代表，他受過工程師的訓練，二十年代曾經在德國住過很長一段時間，在戰時曾擔任紅軍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當地譬喻為“俄國的埃裡希·馮·施特羅海姆”。他很有才幹，冷酷無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於體察別人對他的看法。此外還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顧問謝米諾夫，似乎代表第三種政策，謝米諾夫看來象是貝利亞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這個人與大多數布林什維克官員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