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對巴勒斯但的政策的緣故，已經變得徒勞了。當巴勒斯坦政府本身就是一貫地違反託管國的根本法的時候，向猶太人所提出的遵守法律的任何號召，都會被置若罔聞的。”

猶太復國主義者深刻地體會到及時宣傳的效果，將別在美國，高度組織起來的“壓力集團”的行動，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有力量的因素。在我們這一章所涉及的歷史裡，在不止一次的緊要關頭，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採用了一種可能使其物件都會有理由感到憤恨的手法。在關鍵的時候，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會突然抓住某種一個本身並不是比較重要的偶然事件，反覆地大作文章，透過一些宣傳渠道加以歪曲，一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又把它棄而不談了。例如在英美調查委員會即將在華盛頓舉行會議開幕式之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德國的英籍首腦中將弗雷德裡克·摩根勳爵，在法蘭克福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作的即席講話中，有些評論竟惹起了一場猶太復國主義者強烈聲討的大風暴。這些評論並沒有逐字逐句的官方報道公開發表，但根據美聯社報道，摩根說：成千的波蘭猶太人自東方進入美國地區。。在一個“組織嚴密，切實可行的計劃下離開歐洲”。他相信此項滲入的幕後有一個未知的秘密猶太組織。。。巴勒斯坦問題是和這種運動緊密地聯絡著的。

他不相信“關於波蘭境內發生大屠殺的傳說”。。。猶太人自羅茲及其他波蘭中心地區，由列車滿載著到達柏林的都是“豐衣足食，面色紅潤，並有大量錢財。。。他們看上去肯定不象遭受過迫害的人們。。。未的那些人都千篇一律地談到大屠殺的故事。”兩年後猶太復國主義作家們揭露了這個秘密的真相，原來猶太人途經中歐秘密地到巴勒斯坦去的活動是由“哈迦納”所組織的；但當時韋茨曼在美國譴責摩根的講話“顯而易見是反猶太人的”；世界猶太人協會美國分會主席拉比斯蒂莎·懷斯宣稱，這篇講話不僅有最惡劣的納粹的味道，而且令人回憶起虛構的“郇山元老議定書”；猶太電影明星埃迪·坎託在《紐約時報》上用兩欄的廣告地位刊登了以“我以為希特勒已死去”為標題的文章，譴責摩根；還有無線電臺評論家沃爾特·溫切爾宣稱，“在端莊有禮的美國人能夠再次對英國表示憐恤同情之前，英王陛下的政府必須摒棄這位將軍，剝去他的軍裝。不甘心被喧囂的美國輿論所勝過，世界猶太人協會的倫敦政治秘書宣告：“摩根將軍斷言歐洲內部存在著一支猶太秘密軍隊，旨在撤出大批移民並送往巴勒斯坦，這不僅純屬捕風捉影之談，而且顯然是想要過早判斷英美調查委員會調查的結果。”這種非難低毀是提不出證明的，是不能使人民信服的，而且也象所有這類論辯一樣，只能是適得其反，叫那些詆譭製造者自食其果。

英美調查委員會的六名美方成員和六名英方成員中，有三人後來發表了個人的論述，以及幾次公開會議的記錄，他們都變得贊向猶太復國主義事業了。工黨黨員理查德·H·S·克羅斯曼系《巴勒斯坦使命》一書的作者，為了獻身於政治，他放棄了大學職務，於1945年進入國會。他在委員會工作時期所寫的日記，有一部分就摘錄在他那本書中，這些材料正直而透徹地分析了引起他個人思想變化的那些反應，使他的《巴勒斯坦使命》一書具有特殊的價值。《在絲幕後》的作者巴特利·C·克魯姆是舊金山一家公司的法律顧問，也是一個“戰鬥的自由主義者”；他對猶太復國主義始終如一和不加批評的同情，以及他對英“帝國主義”的不信任，對國務院所採取的據說是親英國的策略的不信任，使他成了一個不及克羅斯曼那麼可靠的記者了。詹姆斯·G·麥克唐納博士在1935年辭去了國際聯盟德國難民救濟工作高階專員的職務，以此表示他對國際上處理這一問題態度搖擺不定的抗議；以後他全心全意地致力於猶太復國主義事業。1948年杜魯門總統選中他為美國第一個出使以色列的外交使節。委員會中其他英國成員（英國方面由一位高階法官約翰·辛格爾頓勳爵率領），不論他們政治上如何忠誠，思想上卻普遍有所懷疑，他們大部同意達成一個不致嚴重干擾英國在中東的地位的協議。值得重視的是，外交部委派的兩秘書之一，便是哈羅德·比利，他早期編寫的《國際事務概覽》一書對戰前巴勒斯坦問題的演變所作的評價，曾遭猶太復國主義者強烈抨擊。

辛格爾頓以外的另一位主席，即美國方面的首席代表聯邦巡回法庭法官哈奇森，是一個不落陳套的得克薩斯州人，他在自己的工作經歷中流露出對處境困難的外僑的同情，他把自已描繪成一個“信奉《舊約全書》的基督教徒”，因此，在他的同僚中，至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