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非常短的時期內，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實現的。起初，人們可能對維也納人在西方盟國到達時大量表示出來的寬慰之感熟視無睹，把許多這類表示歸之於殘存的納粹主義，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況時，滿心以為俄國人的過火行為，僅僅是那種大部分來自原始的亞細亞國家的軍隊經過東征西戰而最後結束其艱苦生涯時才幹出來的。有時候，也許在蒼茫的暮色中，你會看到一長列一長列的紅軍運輸隊在緩緩前進，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馬拉著一輛輛轆轆的大車，車上蹲著個蒙古人似的車伕，面無表情，一聲不吭。如果這種景象使你在剎那間心潮不平地產生身處異國之感的話。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來無疑是正常的了——成百個面孔團團、面板黝黑的農民，穿著帶有徵塵的不合身的軍服，在希青的小動物園內一面散步一面談笑，在申布龍公園的草坪上按著手風琴的節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頭瞅著熙來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員駐地申布龍兵營出入口的對面，常常有一隊哥薩克騎兵走過，他們穿得整齊清潔，可入畫圖，騎在短背壯馬上，腳踏長長的鐵橙。

有時候夜晚在咖啡館裡，你可能和蘇聯軍官乾一杯，交談戰時的經歷。在某些管理局內，蘇聯代表態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況，如果你能把他們從他們的同僚那裡引開，他們在私下可能談一點本國的生活情況。但這種機會是罕有的。儘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礎來進行個人接觸，但是相識之後要再深一步發展友誼總是辦不到的。結交物件本人通常是拒絕談論任何可以稱之為政治的問題，即使開了個頭，東西方對於諸如“民主”之類的基本詞語的不同涵義往往在一開始就產生滑稽的問答遊戲。要有可能進行任何正常的討論，就必須有一個長期的打基礎的準備階段——然而對此不是沒有時間，就是沒有機會。

召開四方會議期間，情況也差不多。一開始就很明顯，對蘇聯代表來說，自由談判僅限於盟國委員會一級，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確，在各個管理局裡，如果一個西方代表由於討論過程中出現爭辯而改變了論題，蘇聯代表莫不對之表示驚訝。如果問題是會議結束後提出的，蘇聯代表會十分明顯地表示他認為這種改變是一開始就估計到而且計劃好的。在這種情況下，談判實際上確實是不可能的。委員會著手工作後，很快就非常明顯地看出，每個蘇聯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國例會時都帶有具體的指示，經常是用書面決定的形式，對這種決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細節上最小的修改，不請示上級，他是無權表示同意的。的確，要他同意是徒勞的，這一點很快就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會議上運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勸使他贊成了另一種措詞，而把蘇聯的觀點用這種措詞寫在記錄草稿中的話，他總是否認自己曾經表示過贊成，而要將他本人的意見再次解釋一番，改變得和原來上級指示他使用的詞彙完全一致，這時他才肯簽字，雖然這種情況往往是令人惱火的，但是對他個人生氣是沒有什麼用的。他是隻能服從指示的字面意義的。顯然，如果違背決定而公開表示意見，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況是，如果蘇聯的觀點看來確乎是建立在誤解的基礎上的話，蘇聯代表會抓住可乘之機在下次會議前請示上級，然後可能帶著新的指示回來開會。但同樣地他也可能不帶來什麼新的指示。帶來新指示也好，不帶來新指示也好，根據作者的經驗，不管怎樣他是絕不會說明情況的——要麼重新堅定地申述其舊的觀點，要麼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見。在冷戰氣氛越來越佔優勢的時候，西方的談判代表對於這種習以為常的情況日益熟悉了。

國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這一級，蘇聯代表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

但時間一久，情況就很清楚：他們也受到較嚴的控制，他們本身只不過是結合得越來越嚴密的一個組織的若干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話。1946　年的春夏兩季，一批與西方代表相處得很好的蘇聯官員為其他一些不太願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而整個蘇方人員開始表現出鐵板一塊的特點：這種特點是在蘇聯同外部世界接觸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顯地表現出來的。到1946　年底，在盟國對奧委員會里，凡與俄國人打過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後不歸於煙消雲散者，實際上是寥寥無幾。現在已很明顯，西方代表和他們的俄國同僚的關係，看來已不能象在戰爭剛結束時那樣建立在友好的和個人的基礎之上，也不可能象其他三國的成員之間一開始就存在的那種關係，因為在蘇聯世界裡，個人關係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樣，都是用來為克里姆林宮的目的服務的，而代表的遴選與訓練也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