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存在的初期，來自德國的人也就一眼看得出來。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對奧委員會與315　對德管制委員會在規模上不同；第二，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不同。

就數字比例來說，在奧地利要管理的人口總數和德國的人口總數比較，幾乎少得可笑——是七百萬與七千多萬之比。奧地利的總面積是三萬二千平方英里，而德國的總面積是十三萬八千平方英里。對奧委員會的全體工作人員，即使在最多的時候，也從未超過對德管制委員會總人員的零數。

規模既小，再加人口集中於維也納，這就使得在奧地利建立機構的問題大為簡化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雖然決非阻止——發展佔領區組織機構而損害集中管制的趨勢。盟國對奧委員會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維也納，各種全國性組織的管理處，都相應地距離不遠。以英方為例，十二個處絕大多數就都設在申布龍宮內，或設在宮址一端的前黨衛隊兵營裡；其餘都設在希青第十三區的徵用房屋裡。各處之間的距離，乘車只需五分鐘，步行也不超過二十分鐘。機構這樣地集中於維也納，又說明了四國總司令從一開始就在維也納度過較多的時間，而遠不是象初期的駐德司令那樣通常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各自的佔領區內。

維也納的轄區小於柏林，再加上存在著一個共管區，因而更產生了一種情況，即市內四國管制區的界線並不象在柏林那樣劃得很嚴格。四國佔領軍和奧地利人本身從一個管制區進入另一個管制區從未遭到控制，儘管實際上其他三個佔領國的成員為謹慎起見，特別在夜間，並不無限制地進入蘇聯管制區。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本來住在蘇管區的維也納人，一有可能，就及早採取措施，搬到西方管制區內居住了。把不同的地區劃給不同的國家來管制，特別在佔領初期，有礙於經濟情況恢復正常，這也是事實。有那麼一件事記錄在卷，1945　年底法國軍政府堅持需要一張許可證，使馬里亞希爾費爾街一邊法管區的貨物能夠送到那一邊的美管區。然而，在這些保留意見得到適當考慮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從佔領一開始，維也納的統一實質上就保持下來了。

佔領區之間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在佔領初期的幾個月內，安全檢查也許是造成佔領區之間壁壘森嚴的主要原因，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希望其佔領區成為重要的納粹分子或戰爭罪犯的避難所。而且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匱乏也使佔領國和奧地利的地區當局不願意讓貨物離開其控制範圍。如果他們確信這樣外流的貨物會用於奧地利本國的話，他們也許不至於會過分猶豫。

但不合理的情況是，早期對奧地利的邊界，特別是對東部邊界的控制，反而不如控制國內佔領區界線那樣嚴格。例如，在奧地利南部和東部，有好多星期不能宣佈肉食的定量，因為牛羊群都散佈在美國和法國的佔領區內。其結果是各佔領區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實際上在發展其單獨的經濟實體。這種過程也同樣出現在幅員更廣闊的德國，如果說這在德國造成了用難和反常狀態的話，那末對一個疆域還抵不上德國一個佔領區的國家來說，這簡直要導致一種悲慘的荒謬現象了。

規模的不同並不意味著對奧委員會象人們把望遠鏡倒過來看管制委員會那樣，這一點也許已經說得夠多了。但這兩個委員會之間所以具有決定性的差別，是由於前面已提過的第二個因素，即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關係。

德國是被戰敗的。而奧地利，至少從官方來說，是被解放的。即使奧地利人可以歪曲地說：“我們戰敗了，還可以活下去；可是讓老天爺保佑我們不要再來一次解放吧”，但差別就在於奧地利人從一開始並不被視為要加以管制的過去的敵人，而是被看做要給以幫助的朋友。確實，在佔領之初，如果希望無保留地採取這種友好態度，刀是不能兌現的理想。首先，態度之不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四大國間情況之各異。俄國人不管他們的領導人發表過什麼官方意見，就一般士兵而言，很少表現出令人心悅誠服的友誼，而他們帶來的那種贈品卻被認為莫名其妙，這也許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個人方面，他們被禁止和奧地利人建立密切關係，即使有時不顧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奧地利人建立起正常關係，也很可能突然中斷，或有時生硬地宣告結束。法國人在某個時期內不可避免地感覺到奧地利人和前不久壓迫法國的敵人操同樣語言。在盟國對奧委員會還沒開始行使權力的過渡時期，法國人在其佔領區內所遵循的政策並不是嚴格地始終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雖然從德國法佔區到奧地利法佔區去的旅客總會看到通告牌上寫著“這裡是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