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司令官們的行動，因為德國正是戰後世界上利害關係最大的地方。此外，美國逐漸取代英國，成為蘇聯的主要對手。當俄國人鞏固他們對東歐的控制時，美國卻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有些勉強地在財政上支援那些非共產主義的政府。

我們可以說，在大戰初結束的時期，世界上有三個顯著的要害地區。首先，最突出的是俄國的邊境地區，那就是：俄國透過紅軍得以控制的東歐和中歐的部分地區，中國境內為共產黨人佔據的那些地區，紅軍佔領的滿洲與北朝鮮以及同俄國南方接壤的國家——土耳其和波斯。表面上看來，斯大林對這些地區的政策並不一致，至少在短期內如此，但他在每一地區都謀求擴張俄國的勢力。除了武力征服與吞併外，他施展了種種不同的策略。英國人和美國人則力圖限制俄國勢力對這些地區的擴張，並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在俄國邊境地區問題上，雙方採取了針鋒相對的行動，同時展開了一場喧囂的爭論，這個情況就構成當時國際外交的主題。

第二個要害地區是西歐。那裡，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聯合政府統治著所有被解放的國家。在大戰結束後的幾個月中，種種經濟問題，尤其是為全體居民解決糧食這個根本問題，大有成為支配西歐生活之勢。從政治上來說，法國當然是最重要的大國，因而法國人試圖充當英美與俄國之間的調解人，而且也有些成就。俄國人和西方大國都試圖爭取到西歐的同情與支援，但是在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進行的鬥爭，決不象這時在東歐與中歐進行的鬥爭那樣劇烈。當時，法國、比利時和荷蘭政治活動的內容是：共產黨同非共產主義政黨的策略、美國的貸款、俄國運交的小麥、制訂憲法以及殖民地政策。只要共產黨人不搞革命行動，西歐的事態發展並不會對三大國的關係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在美國和英國的外交政策中，一個重要的因素肯定是害怕西歐發生共產主義革命。同時，俄國的政策也可能受到希望西歐發生革命這種想法的影響。但是，這種希望和恐懼並不反映迫在眉睫的問題，首先必須解決的是關於俄國邊境地區問題上的那場鬥爭。況且，西歐的政治傳統是鼓勵民族獨立，對過去的回憶也促使當地的政治家和公眾抵制外來的干涉。結果，西歐各國能夠安排好自己的事務，很少受到大國的干涉。

世界上的第三個要害地區是，大國以前的屬地那一大片弧形地帶，從地中海東部地區經過印度一直延展到東南亞和印度尼西亞。這裡，戰前歐洲人的政治統治受到了發展中的民族主義和社會革命的聯合挑戰。帝國主義大國，諸如英國、法國與荷蘭，感到不得不作出讓步，儘管在程度與速度上有所不同。此外，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近東發生摩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互相沖突，這是促使該地區政治地位發生變化的另一個因素。同時，波斯、馬來亞、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亞的少數民族問題幾乎具有同樣的爆炸性。

德國和中國每一國都是極其重要的特殊例子。在德國，俄國的邊境地區與西歐相交迭。所以，德國發生的事態將在整個歐洲大陸引起巨大的、很可能是決定性的反響。當俄國和美國日益疏遠時，兩國為爭取德國的支援而展開了一場鬥爭。這場鬥爭起先採取迂迴曲折的方式，因為人們對大戰記憶猶新，不可能一下子忘卻，如果為了拉攏德國人而作出某些姿態，那幾乎自然而然會使其他歐洲國家日見疏遠。儘管如此，在1946年年底以前，莫洛托夫和貝爾納斯仍然幾乎不加掩飾地爭著去討好德國人。

同時，戰後世界上的這兩種主要力量在中國也相互交迭：蘇聯的擴張和亞洲的革命在這個國家匯合起來，具體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俄國人爭取同亞洲各民族結盟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在毗鄰的中國受到最直接、最大的考驗。不過，起先俄國的政策是舉棋不定的，或許因為斯大林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能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同樣，在1946年年底之前，美國政策的目標是要促使共產黨人和蔣介石透過談判達成某種和解。因此，到本書討論的這段時期之後，雙方在中國對峙的界線才能劃清，而在1945和1946年，那裡普遍存在著混亂和非常捉摸不定的局勢。

由於本書主要討論大同盟的命運，所以在上述三大要害地區中，只有第一個地區同這段歷史直接有關。亞洲的起義和西歐的危機，我們只能略略帶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國的邊境地區，尤其要著重討論德國和中國的事務，因為正是在這兩個國家中，蘇聯政策同英美政策的衝突，才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結成的大同盟解體了。

按照波茨坦會議議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