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在德國同該會聯絡的同時）必須看作是“對希特勒分子的挑撥的直接和明顯的幫兇行為”，文章說，波蘭民族並不相信這些汙衊，並以厭惡的心情唾棄這些與希特勒勾結的波蘭人。

這篇文章引起了國際上的轟動。西方盟國的新聞界人士當時正全神貫注於戰爭的進行，沒有注意到波蘇交涉的背景，深恐這次事件會引起波蘇關係的危機。在他們看來，波蘭人似乎選擇了一個特別不適當的時刻幫助了敵人的宣傳，並且對一個友好的盟國作了如此激烈的指責。然而西方報紙的評論並沒有能阻止波蘭外交部長在4月20日正式要求對失蹤軍官的命運作出解釋。4月20日，塔斯社確認《真理報》的社論是與蘇聯官方意見一致的，並又一次攻擊波蘭流亡政府中的“親希特勒分子”惡化了與蘇聯的關係。

4月26日，波蘭駐蘇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員部，由莫洛托夫交給他一個照會。照會說，波蘭政府沒有向蘇聯政府詢問或請蘇聯政府解釋，就“揹著蘇聯政府”與德國人同時採取行動，一起要求紅十字會作調查，並“以同樣的方式”搞報紙宣傳運動。既然他們已經“墮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與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氣的道路”，並對蘇聯採取了敵對的態度，因此，俄國人“決定中斷與波蘭政府的關係”。

事態的這一變化使英國人和美國人吃了一驚，他們當時表明，他們更關心的是怎樣彌合分裂，而不是去判斷誰是誰非。報紙輿論對聯合國家的兩個成員國竟發生不和，對波蘭政府竟作出如此錯誤的判斷，即在戰爭的這一關鍵階段，在盟國間的合作必不可少的時刻，居然根據德國人所提出的指控掀起爭端，表示深為遺憾。《紐約時報》認為俄國人和波蘭人都落入了納粹的圈套。它批評波蘭人不該提出這個爭端，俄國則不該貿然中斷關係。《泰晤士報》只批評波蘭人，說他們助長了戈培爾的這一勝利。外交界開始了緊張的努力來彌合這一破裂。4月27日和28日，西科爾斯基、丘吉爾、艾登和美國駐倫敦大使懷南特之間舉行了幾次會議。與此同時，波蘭在倫敦的內閣商定了一篇宣言的文字，並於次日發表。宣言說，“在波蘭共和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基礎上”波蘭政府仍希望奉行同蘇聯友好的政策，還說波蘭方面早於上一次公報（1943年4月17日發表的）裡就已指出德國人無權妄圖利用這一悲劇來達到他們“自己的奸惡目的”，所以沒有必要因為有人指責他們同希特勒勾結而為自己辯護。經盟國政府施加更大壓力之後，波蘭人在4月30日發表了一項宣告說，他們認為他們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的請求由於被德國人用於宣傳目的而已失效，丘吉爾因此在5月3日（波蘭國慶日）給波蘭人的一封信中，讚揚了他們在協同盟國一致抗擊德國人方面作出的努力。5月4日，斯大林在書面回答《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記者所提的問題時，宣稱他希望有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波蘭，說他願意在“牢固的睦鄰關係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建立戰後關係，因此人們認為事態已有所好轉。但是恢復外交關係的任何幻想都被維辛斯基在5月6日打消了。他在一篇對報界的宣告中，回顧了自從1941年7月30日的協定簽訂以來同蘇聯境內波蘭人的關係，並得出結論說，由於波蘭人拒絕與紅軍並肩戰鬥，又利用分配救濟品的便利來從事反對蘇聯的間諜活動，他們已表現出一種敵對的態度，這一態度“只能成為真正友好親密的蘇波關係的障礙”。

儘管波蘭人在5月7日對這些指控作了否認，但爭吵的根子顯然比關係破裂時所暴露的問題深刻得多。然而英國人和美國人一心希望關係能夠恢復，他們聊以自慰的是，俄國人4月26日的照會中所用的措詞是“中斷”關係而不是“斷絕”關係。

（2）後來的事態發展

國際紅十字會由於俄國人不同意作中立的調查而拒絕調查卡廷事件，於是德國政府組織了一個“中立的”歐洲委員會，這一委員會雖然也有中立國瑞士的一名代表，但是主要卻是由被佔領的國家和衛星國的醫務專家組成的。1943年4月28…30日，這些專家在卡廷花了三天時間，據說他們訪問了見證人，瞭解了一直在進行的挖掘和查驗工作，並親自進行了幾次屍體解剖，然後在這次訪問的調查報告上籤了字，提出了法醫學上的看法。調查報告中詳細描述了這些墓冢、屍體的狀況和屍體上發現的物品，同時也發表了他們所作的結論：大量證據表明這些人都是在1940年3月和4月間用相同方式槍殺的。德國人在宣傳中試圖把這次調查說成是由一個“中立的”團體進行的，但是沒有成功，因為大多數的專家來自德國控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