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下的“兩次大戰間的波蘭”東部領土上工作，但是隨著德國人的入侵，他們又消失了。這樣，在波蘭國家軍和蘇維埃游擊隊之間產生仇恨就毫不奇怪了。因為，儘管社會黨和農民黨本身分成各個派別，它們總是地下政權和波蘭流亡政府中兩個實力最強大的黨，隨著波蘭的蘇維埃地下武裝用波蘭工人黨這個名字重新建立了波蘭共產黨後，一場宣傳戰就在這兩個組織之間打響了。

（三）關於邊界和國籍爭端的初步跡象

雖然安德爾斯發現在簽訂1941年7月30日協定之後最初幾個月內，蘇聯領袖比較合作，但是早在1941年11月就有跡象表明蘇聯政府認為1939年“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併入蘇聯仍然有效。然而，波蘭人卻聲稱波蘭的邊界仍然同1939年時一樣，是里加條約所確定的那些邊界。這些相互衝突的看法就是戰爭期間逐漸發生的大多數爭吵的根源。

1941年11月，在駐阿拉木圖的俄國將軍謝爾巴科夫根據“中央當局”的命令徵召烏克蘭族、白俄羅斯族和猶太族的前波蘭籍公民參加紅軍，而不讓他們參加蘇聯境內的波蘭軍之後，這個問題在波蘇兩國政府的外交換文中被提了出來。當波蘭人提請俄國人注意這個事實時，蘇聯政府在1941年12月1日的照會中，提到蘇聯最高蘇維埃1939年11月29日的法令，該項法令已使那些“發現自己”處於1939年11月併入蘇聯的前波蘭領土上的人成為蘇聯公民。照會說，雖然蘇聯出於“善意和特別照顧”，把歸併以前居住在這些領土上的波蘭族居民看作是波蘭的公民，但這並不適用於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或猶太人的後裔，因為波蘇邊界問題還“有待於將來解決”。當西科爾斯基在12月間與斯大林會見時，斯大林強烈暗示波蘭流亡政府應該只管波蘭人的事，不要旁及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或猶太人，而且按照安德爾斯的說法，當波蘭軍轉移到揚吉尤爾時，蘇聯當局曾發出過指示，禁止“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邊界以內非波蘭族的波蘭國公民參加波蘭軍。與此同時，波蘭政府在12月9日的照會中闡明瞭波蘭的立場：在1939年9月以後蘇聯佔領時期援用蘇聯國籍法是違反1907年第四項海牙公約的。蘇聯政府在1942年1月5日的答覆中，否認1939年有任何違反第四項海牙公約的情況，因為當時蘇聯並沒有佔領該地區，只是由於“這些地區的人民自由表達意志的結果”，把這些地區歸屬於蘇聯罷了。

1942年一年中，這場關於國籍的爭論，連同波蘭軍官失蹤問題和蘇聯境內波蘭公民特赦執行問題的爭論，一直透過外交途徑在繼續進行。1943年1月16日，蘇聯政府在照會中說，由於波蘭政府的“消極態度”，他們取消了1942年12月1日的照會中提出的對波蘭裔居民予以特殊對待的辦法，這一問題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這一新的事態發展，不僅對波蘭國內的波蘭部隊來說，是挫傷了他們計程車氣，而且對盟國所有各條戰線上的波蘭部隊也莫不如此。安德爾斯描述了這一演變對他正在伊拉克訓練的部下的嚴重影響，說：他們很明白這對於那些仍然留在俄國的人和對於那些沒有被強迫遷離有爭論的波蘭東部領土的大多數波蘭族居民來說意味著什麼。

烏克蘭族的蘇聯作家亞歷山大·考涅楚克在1943年2月20日的《蘇維埃烏克蘭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強調了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在這篇文章中，他攻擊倫敦波蘭政府的很多成員，罵他們不該反對“西烏克蘭”與蘇聯的烏克蘭合併。波蘭政府於2月25日作了答覆，宣稱他們期望俄國恢復里加條約所確定的波蘭東部邊界。與此同時，波蘭新任駐莫斯科大使塔德烏什·羅默爾於2月20日同莫洛托夫討論了蘇聯改變態度的原因之後，於2月26日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在會談中，斯大林承認兩國政府在看法上有明顯衝突。

1943年2月間，由於發表了蘇聯駐美大使馬克西姆·李維諾夫的一封信，說1941年12月間重新逮捕的波蘭工會領袖艾爾利什和阿爾泰已於1942年判處死刑並已執行，衝突就更加激烈了。3月8日，波蘭外交部長拉茨齊尼斯基提出的強烈抗議，遭到了蘇聯政府3月31日照會的堅決拒絕。同時，關於波蘭東部邊界的爭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蘇聯在3月1日的宣告中提到寇松線，說這是符合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要求的西部邊界，波蘭則在3月5日透過波蘭電訊社再次重申，1939年在這些地區舉行的公民投票是違反國際法的，而波蘭對這些領土的主權是“無可爭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