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際目的上看，他的觀點和丘吉爾的觀點不謀而合：羅斯福覺得，波蘭應該真正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務，波蘭人民應該獲得許可挑選他們所喜歡的任何型式的政府。

羅斯福和丘吉爾似乎都沒有坦率地面對這一事實：至少在波蘭，真正自由民主的選舉將會選出對俄國不友好的政府來——當然這是根據斯大林的定義，誠然，根據任何一種國際友好的定義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兩難局面——他既想同西方國家保持和睦，又想在蘇聯和德國之間建立一條友好政府構成的地帶——同西方政策上的類似的兩難局面正好不相上下。人們為之唱了那麼多讚美歌的民主程式，在東歐（或者在世界上許多其他的地方）並不能產生出會使大國之間更為融洽並且證明能被全體大國所接受的政府來。人們並不象民主主義理論所設想的那麼一致，那麼有理性，也不會具有這麼美好的願望。西方大國在大談東歐的政府將既民主又對俄國友好時，他們多半是在自己騙自己。

然而，在1945年2月，這些真理還有待於事態的發展來加以證實。斯大林同羅斯福一樣，而丘吉爾又同斯大林一樣，都侈談用自由民主的選舉儘可能迅速地決定從納粹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歐洲各國未來政府形式的重要性。他們用語的一致，遮掩了他們的希望和意圖的分歧。正是因為三大國未能戳穿空談的煙幕並坦率地對待它們之間存在的分歧，所以在雅爾塔達成的協議，在很多情況下僅僅是一紙空文而已，不能長久地經受住實踐的考驗。在關於組成一個波蘭政府——這個問題在雅爾塔會議上花費的時間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多——的漫長的討論過程中，俄國和西方之間真正的分歧常常接近表面化，但是哪一方都不敢承擔風險，提出這個棘手的問題來。

現在翻閱史料，回顧往昔，我們不禁要嘲笑當時各方面如此濫用的那些虔誠的辭句，但是這樣做也許是過於輕率了。戰時的宣傳和軍事合作掩蓋了俄國和西方對於民主這個概念的巨大分歧。在許多善良、誠實和有識之士看來，保留共同的口號，希望協定的本義在文字形式一致的掩護下，可以逐漸真正實現，這似乎是必要的。有意去揭穿隱藏在忠於民主的共同宣言背後的意見分歧，可能會把事情搞得更糟，甚至可能會在德國和日本被打敗之前便使大同盟產生裂痕。一次大戰的勝利還有待去爭取，雅爾塔會議的所有參加者都會立即反對這樣做。因此，他們才堅持不去查究他們對“自由民主選舉”這類詞句所懷有的真正希望與憂慮。

1945年1日31日，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在馬耳他開會，以便在同俄國人接觸之前先商定英美的戰略。1942年和1943年曾經十分嚴重的船舶問題，再一次變得緊急起來。美國部隊在太平洋地區意想不到的迅速推進，加上預先料到的把軍隊從歐洲調往遠東的這種需要，使盟國的船舶運輸力量空前緊張起來。同時，還得考慮對解放了的歐洲提供救濟物資。使事情更為困難的是，如果德國潰敗之日長期拖延下去，那末更為可怕的新式德國潛艇就有重新發動大西洋戰爭的危險。美國軍事當局想在歐洲贏得勝利之後立即把美國所有的船隻從大西洋調到太平洋，但是英國的意見在哈里·霍普金斯的支援下，說服了美軍當局，使他們同意指定一些船隻供作民用。

第二場爭論是圍繞著義大利戰役的前途問題。英國人再一次建議應準備一支軍隊越過亞得里亞海發動進攻，希望把德國人從南斯拉夫趕到奧地利去。與此相反，美國人則爭辯說，應該從地中海再撤走一些部隊，以便增援西線。這是早在十四個月前就曾在開羅和德黑蘭激烈進行過的那場爭論的回聲，象以前一樣，美國人獲得了勝利。會議決定從義大利撤走五師人和一些飛機，並把它們派到艾森豪威爾的部隊裡去。亞得里亞海的兩棲作戰計劃已經放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再次努力想取消這個決定，但是當俄國人不贊同他想在南斯拉夫登陸的要求時，他最後終於讓步了。

可是，關於西線方面最有效的戰略的一場十分激烈的辯論，其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上述問題的爭論。英國人主張突破一點，渡過萊因河；美國人則為艾森豪威爾的作戰計劃進行辯護，他主張從正面向萊因河挺進，再從南北兩面同時向魯爾區進行夾擊，以使這個工業區和德國其餘地方隔絕開來。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馬歇爾一度宣告說，如果英國人的計劃獲得批准，他將告訴艾森豪威爾，他應提出要求解除他的總司令職務。沒有一個人願意把事情鬧到這樣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外，在和俄國人行將舉行會議之前，達成協議似乎是絕對必要的。因此，這場討論儘管激烈，卻很短